教育“治理”辨析
翟博 中国教育报总编辑
张志勇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
孟繁华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
褚宏启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永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郭涵 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
刘畅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
主持人:
翟博 中国教育报总编辑
嘉宾:
张志勇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
孟繁华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
褚宏启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永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郭涵 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
刘畅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
如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座谈会,与会专家、厅长、中小学校长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报记者 易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传递了怎样的内涵?当前教育管理体系存在哪些弊端?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政府、学校、社会需要构建怎样的新型关系?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的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教育厅长、中小学校长等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一种高级形态,能体现现代精神,反映教育的现代性,其特征集中体现在民主性
2014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报告,指出要自觉围绕这一总目标、落实这一总要求,从教育部门自身改起,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写入2014年教育工作要点。
从长期以来的教育管理到如今的教育治理,一字之差,传递了怎样的内涵变化?座谈会上,专家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说:“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一种高级形态,能体现现代精神,反映教育的现代性,其特征集中体现在民主性,治理是多方参与,多方参与有时就慢。有人说多方参与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我想这可能有一个近期效率和远期效率的关系。我们追求的是长期效率、是比较长远的治理框架。”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也认为,治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的新型管理范式,已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更多地强调了公共管理的转型。它带来了如下的变化:从关注公共项目和政府机构转向关注政府治理的工具,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从公私对立到公私合作,从命令和控制向谈判和协商转变。
“一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仅由政府承担,还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社会、家长、学校等也都共同参与到教育治理过程中。另一方面,治理机制复合化,由政府、社会和学校三大子治理机制构成,三方面统一互补。此外,治理手段将会变得多样化,除行政手段以外,更多的是强调各个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这最能调节教育生态。”孟繁华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瑞则认为,从管理学角度而言,治理是把领导角色和管理角色融在一起,同时解决治标和治本的问题,“这跟管理不一样,管理是有了问题再灭火,而治理则强调源头性控制,把防洪和抗洪兼顾起来”。
那么,提出教育治理有何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呢?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和他的学生写了《变革中国》一书,其中提到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限制就是缺乏高端人才,而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教育治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发展,促进人才的发展。”褚宏启说,“我们一般说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是目标层面的,自主发展是过程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则是面向未来的。”
“至于教育治理能力如何,我觉得关键问题还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这二者关系的处理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旋律之一,教育管理是否是现代管理,是否达到了教育治理的境界,关键看权力与权利关系处理得如何,以及两者的现实状态和未来走向。我们所说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调整、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等,实际都是围绕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展开。”褚宏启说。
当前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存在哪些弊端
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存在越权管理、扩权管理、交叉管理、集权管理、代替地方和学校管理等多种失衡。总体而言,就是治理体系不顺畅
2月底,一场为期一周的雾霾笼罩在北京上空,北大附中为此停课,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严令禁止之下,北大附中仍坚持停课,此事件引发了教育界和社会关于“学校是否有权停课”的广泛讨论。
“从内心讲,我们都愿意停课。”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郭涵说,“四五十个小孩挤在一个六七十平方米的房间里,4000个学生在几十间教室里熬着,出又出不来,窗户不能开,一周雾霾,天天在教室里,这让学生怎么待?但是我们有组织有纪律,学校没有权力停课。”
能否停课不能由学校说了算,职称待遇问题不能帮助教师有效解决,教师住房等待遇没有保障……虽已当了15年的中学校长,郭涵却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很多事情常常由上面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人事、财政等部门说了算,留给学校的权力太少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常年在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各种失衡感受很深。
“权力配置失衡表现在五个方面。”张志勇说,“一是越权管理教育。有的国家行政部门并没有管理教育的职能,却因为行政审批而间接延伸为对民办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管理权,这种现象非常多,也是造成民办教育、社会教育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二是扩权管理教育。有的国家行政部门本应负责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宏观管理,却在权力执行过程中,将宏观管理渗透到专业技术教育的微观领域,甚至直接从事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和继续教育工作,完全没有依据。三是交叉管理教育。在职业技术教育宏观管理方面,我国长期存在教育部门分管职业教育,人力资源部门分管技工教育的现象,形成了两套体系,这对地方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极大的浪费,这种管理分工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四是集权管理教育。如教育部门长期集教育的管、办、评大权于一身,决策、执行与监督之间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五是代替地方和学校管理教育。如招生部门代替学校招生,人事部门代替学校招聘教师,等等,这样的话,高校、中小学还有什么权力可言?”
“我们那里曾有一个地市招教师,人社部门公开招考,把上了分数线的老师分到学校,到学校一试讲,居然是口吃。要是学校自己招聘,这校的教师肯定是不可能进入考试程序的。”张志勇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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