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 江苏江宁人。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生于1928年6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国语言文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等，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译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们共同的朋友》等30余部。王剑影 摄

    《智量文集》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集中展示了王智量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

    译文编：

    《莱蒙托夫叙事诗集》

    《黑暗的心 死者》 

    《我们共同的朋友》

    《散文诗·帕拉莎》

    《德俄四家诗选》

    《安娜·卡列宁娜》

    《叶甫盖尼·奥涅金》

    《上尉的女儿》

    《贵族之家 前夜》

    创作编：

    《饥饿的山村》

    《海市蜃楼墨尔本》

    《人海漂浮散记》

    文论编：

    《19世纪俄国文学史讲稿》

    《智量文论集》

    编者按 

    伴随着打字机的声音，体育馆中央变成了一个个书房，人们用表演向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等俄罗斯文豪致敬。这是不久前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场景。2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谈及自己的阅读爱好时，同样提到了这些伟大的名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智量日前出版了《智量文集》（14种，1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他突破语言的藩篱，使中国读者得以走进这些伟大的作品。

    翻开书，走进文字背后的故事，感受一个人，一本书，一个时代。

    ■特约撰稿 肖宇

    86岁的王智量取出18卷《智量文集》中的一本，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莱蒙托夫叙事诗》应该叫‘诗体小说’的呀。”他从破旧的小沙发上站起身来，手一挥，声音高了八度：“中国古诗有‘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这难道不是诗体小说吗？”

    莱蒙托夫的叙事诗，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叫法。但王智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即开始为此激辩，提出诗体小说是世界文学重要的文学现象，还特地翻译了莱蒙托夫的《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撰写有关论文，在从不发诗歌的《小说界》发表，并推荐刊登中国古诗《木兰辞》佐证。然而，他为此申报的科研课题，因审批者不了解“诗体小说”这一文体而搁浅。20年过去，他收集了新的资料，旧事重提。

    他说，爱，就是力排众议，不离不弃。

    怀抱这种爱，他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经典之作译介到中国；怀抱这种爱，他在艰难岁月，也不放弃对诗与美的追求，30年间，他将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了十遍，用笔抄写了十遍。

    《智量文集》展示了王智量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但他坚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诗人。他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仿佛都只是为了和诗相遇。那些点燃他的诗句和诗意的镜头，一直在他的心里回响，不分时序地“自动”播放。

    藏在诗里的命运

    我那春天的黄金般的岁月/你们往哪里，往哪里飞驰/未来给我准备下了什么/我的目光枉然地搜寻着/它还隐藏在浓重的黑暗里……/操劳的白昼固然美好/黑暗的来临也很美妙！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在《智量文集》的“翻译编”中，诗歌占了很大一部分。王智量说，普希金的代表作、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的译稿是写在马粪纸、香烟壳、顶棚纸、小学生作业本上的。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而这本书，则是王智量生命中的“太阳”。从1952年开始背诵、翻译，到2014年文集收入这本书，已经过去了52年，他的译本在全国至少有五家出版社出了五个版本，再版多次，最初的那个版本，是他在30年间翻译了十遍，用笔抄写了十遍的译本。

    【镜头一】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王智量坐在中关村中科院文学所的那间研究室里，墙上贴了一幅漫画：他躺在棺材里，抱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棺材盖上写着“白专道路”四个字。他走进厕所，再也忍不住眼泪。这时，著名诗人、当时的所长、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何其芳走了进来，用四川话匆忙地低声对他说了一句：“《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喏！”王智量回到宿舍大哭一场，毅然取出封存的俄文版《叶甫盖尼·奥涅金》，放进了行李。这是他带的唯一一本书。那一年，他28岁。

    1958年初，他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河北平山县的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又转到甘肃，从此被“冰封”20年。此前，他已经小有名气，发表的论文和译作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文坛广泛关注。他能用俄文全文背诵400多诗节的《奥涅金》。何其芳最早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了他翻译的片断。何其芳对他说的这句话，成为他日后的精神支柱。

    原本可能还有另外三个王智量：他有可能成为法官王智量——他最初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可能成为军人王智量——1949年2月北京刚解放，他就放弃北大法律系的学业，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穿军装，吃供给制。或者成为外交官王智量——这所学校是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其时，他在俄国人开的秋林图书公司买到俄文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也许冥冥中为他与诗歌、与俄罗斯文学结缘埋下了伏笔。

    七个月后，他病了，回到北大，转到俄语系继续学业，后来成为俄语系助教、中文系教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镜头二】河北平山县的滹沱河边，王智量一个人静静坐了两个小时。他很想跳下去，但最后，他摘下头上的帽子，大叫一声：你去死吧，我不! 把帽子扔进了滚滚的河水。

    在河北、甘肃偏僻的乡村里，春天撒下的种子要用脚踩实才能发芽。蓝天白云下，他一边双脚交替踩着刚刚撒下的稻种，一边在默念中寻找《奥涅金》的韵律和节奏，一句句翻成中文。回到住处，他撕下糊墙纸，找来香烟盒、草纸，从深夜到凌晨，凑着煤油灯如豆的光，记下白天想好的诗句。

    《叶甫盖尼·奥涅金》让他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诗人王智量。

    1960年年底，一场病，让他侥幸回到了上海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身边。带回的行李除了一套破旧的衣服，就是一本俄文版《奥涅金》，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废纸，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圆珠笔、铅笔、钢笔写满了译文。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病床上重抄译稿。

    苦闷的时候，他经常去汾阳路的岳阳路口，那里有他老师余振先生家的灯光，还有普希金铜像。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住红楼，和余振先生的午休室同在一层，他每天中午去向余振先生请教。后来，余振先生也回到了上海，但他不敢去拜访，怕连累老师，直到1962年年底被“摘帽”。

    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很难读书，但尽量读书，读同一本书——《叶甫盖尼·奥涅金》。其间，余振先生的镜头不断重叠，闪回。

    1962年年底，余振先生来看心爱的弟子，看到黄色草纸上的译稿，心都碎了。他立刻赶回家，拿出家藏的《四部备要》第二编，冒着寒风到福州路卖了300元钱，塞到弟子手里。他带来自己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手稿给弟子看，那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俄文版的全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好几个通宵手抄的。“继续翻吧，我帮你改。”他说。

    王智量每次想起这个镜头都忍不住流泪。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每周几次和先生讨论、修改，后来又增加了北大毕业生杜嘉蓁。他们三人字斟句酌，话题只有一个：《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

    这一切到“文革”戛然而止。

    “文革”中，他重新被监督改造，扛木头，四处做临时工养家。但他仍然早起晚睡，偷偷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

    1982年，在前辈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据理力争下，王智量改了十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他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在国内数个译本中，被誉为“标志性的译作”。同时，他和余振先生，也被誉为国内直译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