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印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捧给余振先生看，余振先生说，“太好了！只可惜你没有把诗行搞整齐啊。”

    王智量重新出发。他严格遵循老师的教导和观点，既忠实原诗的内容，又忠实原诗的形式，并且结合中国诗歌传统的特点，一遍遍修改。1996年，余振先生去世。他夜以继日，改出了一个每行十个字、整齐押韵的译本，奉献在先生的灵前。这个译本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此后，每次出书，他都要再改一次。这次出版的文集，就选用了这个版本。

    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我一生不会写诗，但却因诗获罪，也因诗得福。说罢，像孩子一样放声大笑，像阳光穿透阴霾。

    追索失落的诗行

    请接受吧，朋友，我友好的誓言/请你接受来自我故乡的歌声/虽然这支歌，很可能，亲爱的朋友，是断裂的琴弦的最后的声音！   

    ——莱蒙托夫《最后的自由之子》

    80岁以后的王智量总想参透自己的人生，可又总有些参不透。逢“8”的这一年，似乎总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1928年出生，1948年考入北大，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1988年退休前，校长突然到家里来，希望他再工作五年。

    他总是谦逊地说，其实，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不过就是28岁后的那22年。18卷《智量文集》，绝大多数作品是他在复出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50岁。

    他说：“我很拼命，每天只睡几个小时，4点半起床，一分钟都不浪费，就是想把那20年补回来。”

    【镜头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二，作为兼职教授，他应邀到苏州大学讲学。上海到苏州的火车只有40分钟，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狭小的茶桌上摊开莱蒙托夫的诗，拿着纸和笔，旁若无人地一会儿摇头晃脑地读俄文，一会儿奋笔疾书。列车员越看越不对，便叫来乘警对他盘问。

    复出的第一年，半年不到，他就完成了20万字的论著《论〈爱弥儿〉》，呼吁教育界要用世界名著塑造孩子，超越物欲，不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摆脱平庸和狭隘，学会在冰天雪地和灼热的岩石上也能生活。这是他多年来在非常岁月中对人性扭曲的痛切思考。这本书的手抄译稿交给了有关领导，后来领导去世，稿件不知所终。

    更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至今找不到的三本诗集译稿：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德国诗人海涅的《归乡集》、叶赛宁的《抒情长诗》。

    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没有合同，没有约稿，在今天的人看来，他自说自话地做这些事，简直就是自讨苦吃。但是他翻译、研究、写作，只有一个理由：“因为爱，因为喜欢，让我心跳，让我有话要说——不译、不研究不足以满足我的情感，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爱它，也不足以表现我的爱可能比别人更深一点。”

    正是这种生命的激情，让他锲而不舍。1956年，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首诗无人肯翻，其中一首是关于普希金逝世的《纪念日的诗》。在余振先生指导下，这首译诗被收入我国第一部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他余兴未尽，又连写了四篇论文。58年后的今天，这四篇论文被收入文集第一次发表。此外，20多首海涅和叶赛宁的诗歌译稿，也是因友人的喜爱保存至今，被收入文集的《德俄四家诗选》，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点燃年轻的诗心

    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强大。只是靠了它，只是靠了爱，生命才得以维持，得以发展啊。

    ——屠格涅夫《散文诗·麻雀》

    王智量说，诗歌如果仅仅是小圈子的个人专利，是诗的悲哀。

    《智量文集》独具特色的是单设“教学编”，收入一部1979年的讲稿。

    1979年，王智量再次走上大学讲台，给经过十年动乱的少男少女们讲俄国文学，讲诗，讲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并用俄文朗读。而在“文革”中，外国文学几乎全是禁书。

    【镜头四】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会青年。阴冷的冬天，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望着窗外的滂沱大雨，默然无语。地上全是粉笔灰，整整一分钟，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

    来自云南、内蒙古的进修教师杨正先、王梅，用砖头大小的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课，参照课堂笔记，逐字逐句地整理出十万多字的讲稿。

    听说王老师要出文集，杨正先寄来了保存35年的手抄原稿，圆珠笔的字迹已经褪色。口语化的讲稿需要重新整理，此时，王智量生病住院。

    王智量的一位编外学生整理了第二稿：山西晋中学院退休的外国文学教授马彰铭主动请缨。他在昆明短期进修班听过王智量的课，从此走上外国文学教师的路。

    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接手整理了第三稿。1984年暑假，他在苏州大学的全国青年教师讲习班上听了王智量关于俄国文学的讲座，第二年便成为王智量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现在，他已经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感动于学生们的热情，王智量在病床上一边打点滴，一边整理了第四稿。

    【镜头五】2003年，当年听课的大学生查建渝从美国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他和另外一位从国外归来的同学漫步校园，说起想念的老师，第一个就是王智量。夜里11点，两个人去敲老教授家的门。从被窝里爬起来的老教授披着棉袄，看到归来的学生就像看到回家的孩子，马上叫出了两人的名字，一把将他们拉进家门。谈起诗歌和普希金，王智量再次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激动地用俄语朗诵。

    2012年王智量生日这天，查建渝和多位同学发起，为他组织了“文学生涯60年”纪念和庆祝活动。一百多名学生和着音乐，围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拍手高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腹的知心话儿没法讲出来……”

    当年丽娃河畔浓郁的文学氛围，使华东师范大学被誉为诗人和作家的摇篮。纪念活动中，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徐芳等文坛名人，都抢着登台讲述记忆里王老师的故事和讲过的诗歌，和王智量紧紧拥抱。他每次都站起身来深深鞠躬。

    王小鹰特地请求朗诵《叶甫盖尼·奥涅金》。她说，恋爱中的女孩子都应该去读一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她参观普希金故居时发现，那里每一个女孩子都像达吉雅娜一样美。

    在美丑莫辨的年代，他的课点燃了年轻的心。

    这次名人荟萃的活动之后，一群“小人物”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活动——他们是当年上海黄浦江边一所不知名的初级中学学生。“文革”中，被监督改造的王智量给这些学生当过四个月的语文代课教师。他们辗转找到王智量，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家排成一排，齐声背诵《木兰辞》全文。他们不是诗人，而是企业家、会计、城管、下岗女工，有的人已经退休，头发花白。

    王智量热泪横流。

    诗人气质，书生本色，王智量先生似乎一直活在20岁。《智量文集》中有两三百万字是他65岁退休后写的，包括三本小说，以及80多万字的译作《安娜·卡列宁娜》、《上尉的女儿》等。

    记者为他拍照，他费力地爬上沙发，努力蹲下身子，凑到屠格涅夫的画像前，叫道：“我要和屠格涅夫在一起，不能把我拍得比他高啊！”

    他一生四次接到邀请，但一次也没能到俄罗斯访问。

    他曾经代表中国到德国慕尼黑参加学术会议，一位法国女学者用俄文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立刻站起身来和她一起朗诵。背完后，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生命和诗相遇，就像怒放的迎春花，跨越轮回，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