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后庆?1980年起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曾任上海市教委基教办主任、督导办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巡视员等职务，系第七、八、九届国家督学，参与或主持制定多项上海基础教育领域重大改革政策。

     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运作手中最强有力的核心资源——政策制度资源，学会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下进行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设计。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比较缺乏也是最为重要的职业素质。

    ■科学决策作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职能的起步和关键。

    ■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在公共服务中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政策设计水平，实现制度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之意。

    ■我们必须学会在宽广的历史跨度中判断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宏观上把握好这个领域的历史走向，同时又必须剔透地洞察微观运行，敏感发现微观问题，真正撬动起上下结合的改革杠杆。

    ■尹后庆

    用好制度资源是关键

    花大力气在制度创新上，在“做局”中做事。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漫长的34年教育生涯中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但当我确定要梳理自己的工作轨迹，我的脑海中首先跳出的问题却是“教育行政部门究竟该做什么”，是守着“家底”盘好人、财、物，是执掌帅印发号施令，还是按部就班地在工作流水线上照章办事呢？我觉得都不是，或许那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对政府行政职能边界的理解，今天，转型中的经济社会和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都让我重新思考教育行政部门的定位。而这34年的经历和感悟都告诉我，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运作手中最强有力的核心资源——政策制度资源，学会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下进行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设计。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比较缺乏也是最为重要的职业素质。

    我在市教育部门工作了23年之后，曾去浦东担任了4年的社会发展局局长。浦东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集聚了转型时期所有矛盾特征的样本区域。如果仅仅靠守土有责的人、财、物管理显然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这就考验着政府行政部门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设计能力，考验着一个行政决策者对宏观趋势的前瞻判断和对微观现象的剔透捕捉。任何宏观问题都要在微观中印证，而大量微观问题的解决都要积淀形成能够影响全局的宏观机制，然后再通过这样的机制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制度设计的导向上去。对于一个行业专业领域发展的有效认识方法，大半是从微小的、微观的事物开始的。然后凭借这些微观现象积淀而提炼出的本质和趋势就形成了有我们自身印记的洞悉世界和把握局势的判断。这些认识就是我在一个个行政岗位上磨砺体悟出来的。 

    有了这样的体悟，从担任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的第一天起，我就决定花大力气在制度创新上，在“做局”中做事。

    从政府职能转变中寻找突破口

    要用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科学决策作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职能的起步和关键。在占上海人口五分之一的浦东新区，教育管理方式和权力运作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是要用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我刚到浦东新区面临的教育状况是，政府公办资源非常缺乏与老百姓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小政府体制与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管理难题等。只靠政府力量用原来的方式无法实现改革的目标，那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体制突破。 

    公办资源缺乏无法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怎么办？虽然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不能推卸，但其提供方式却可以创新，能否通过购买专业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呢？于是，“委托管理”的想法就应运而生。那么找什么样的专业服务呢？正巧我和闸北八中的刘京海校长谈及此事，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原来他刚刚以“成功教育”注册了民办非营利组织，试图尝试用新的机制进一步辐射和验证“成功教育”的实践经验。刘京海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醉心于办学的教育功臣，我们决定把一所薄弱初中——东沟中学拿出委托成功教育中介机构管理，由浦东新区社发局出资购买专业化服务，使其迅速提升办学水平和教学效益。事实证明，在签订的托管期限内，学校发生了蜕变，而这种蜕变恰恰针对的是农村学校面临的共同瓶颈：办学理念相对落后，管理粗放；教师教学方法陈旧，效益不高；绩效评价机制滞后，导致骨干教师和生源流失严重等。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向民办非营利中介机构购买了专业化的教育服务，实现了机制创新上的重要尝试。

    探索委托管理、发展非营利性民办机构、购买学位……一次次突破性尝试，让我们开始顶层架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在公共服务中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政策设计水平，实现制度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之意。

    凸显公共服务意识的制度创新

    实现制度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之义。

    我记得当委托管理的做法开始得到更多人认同的时候，有中央电视台记者曾问过我是否受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说实话，为了设计这套公共服务体系，我阅读过邓伟志先生的一些理论文章，并在他论文引用索引中找到6本感兴趣的西方管理理论书籍，花时间一一啃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也重新回想起1998年去美国考察时看到的蓝带学校和特许学校的运行机制。但这些仅仅带给我一些碎片式的启发，要真正梳理出推进改革的策略，还是必须立足浦东的实际，糅合各种可资借鉴的思路解决浦东自己的问题，这是浦东可以先行先试率先破解中国教育改革前沿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市教育行政机关的不同岗位到直接站到推进浦东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沿，我最大的感触有三点：一是必须充分理解政府职能转变是大势所趋，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是核心；二是必须不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必须具有敢作敢为的勇气和魄力。记得我即将离开浦东的时候，有不少人对我的评价是“他很勇敢，凡是想清楚的事情他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听了这话，我感到非常欣慰。

    浦东新区的教育改革对我来说是一次考验，它让我多年积累下来的对行政工作的个人感悟有了完整实践的机会。正是有了这样的实战经验，当我回到市教委分管全市基础教育时，才有了更多的底气和勇气。委托管理在全市层面的深化与推行、购买服务思想在缓解入园难矛盾中的灵活运用、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所形成的思路，以及推进国际课程等一系列制度的出台都在既解决现实矛盾、又考虑长远发展之间找到了兼顾的衔接点。

    作为一名教育行政干部，历史选择了你在这个阶段为这个区域谋篇布局，你自然要不辱使命、责无旁贷，既要看当前，又要谋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宽广的历史跨度中判断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宏观上把握好这个领域的历史走向，同时又必须剔透地洞察微观运行，敏感发现微观问题，真正撬动起上下结合的改革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