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约4.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这个比例平均为6.1%。相比之下，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但社会民间资本投入部分很少。故今后政府和社会民间资本都要加大教育投入，争取总投入达到或超过6%。

    ■周洪宇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近期发布的关于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8942.11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28%，比上年的3.93%增加了0.35个百分点。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应达到4％的目标以来，我国教育投入水平首次“达标”，从此，中国教育投入进入后4%时代。今年两会，公众与代表、委员依旧牵挂着“4%”的教育预算经费。

    后4%时代在考验着什么

    在这个新的后4%时代，教育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教育投入也面临着新的压力与挑战,教育投入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后4%时代的教育投入长效保障机制又该如何建立？这些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不能不引起大家的严肃思考。

    从财政学视角来看，公平、效率与充足是衡量教育投入是否合理的三大标准，加大教育投入的目标是实现投入总量的充足，优化教育投入的目标则是确保资源使用的高效和公平。从各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美、日等发达国家已较好地实现了教育投入的充足目标，其当前关注的重点是提高已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并维护资源分配的公平，而我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大国，在改善教育投入的历程中需同时面对充足、效率与公平的三重考验。

    随着我国教育投入增长进入后4%时期，在促进教育投入继续稳步增长的同时，教育投入使用的合理优化也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仅仅是达到了“及格线”而非“锦标线”。目前，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约4.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这个比例平均为6.1%。相比之下，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但社会民间资本投入部分很少。故今后政府和社会民间资本都要加大教育投入，争取总投入达到或超过6%。更何况，由于我国教育投入长期低位徘徊，各级教育仍有数以千亿元计的“欠账”，教育投入不仅要“建峰”，还要“填谷”。即便是4%目标本身，也还需要一个长效的机制来确保其落实和稳固。正因为实现充足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走一条“先充足后优化”的发展道路，而是必须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兼顾教育投入的优化，走一条“边增长边优化”的发展新路。

    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

    从政府应担负的责任来看，加大教育投入，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将是我国教育发展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因此，未来至少有三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做更大努力：

    一是以更充足的教育投入，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从财政学角度来看，“教育财政的充足”指达成一定教育目标所需的最低投入。若要满足教育发展的发展性需要，则必须在充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育投入的基本标准。从我国现实来看，质量导向已经逐渐成为各级教育发展的新趋势。面对这种新的压力与挑战，除了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之外，还要制定覆盖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一方面，可以为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提供常态化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能够以拨款标准为杠杆，通过拨款标准的持续提高，推动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二是以更公平的教育投入，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实现教育公平，不仅在精神层面维系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追求，也能在物质层面创造巨大的财富空间。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在其1999年教育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教育公平能给政府创造巨额财政收入，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这也许是个人、社会和政府关注教育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是以更高效的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益。提升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一是要提升教育资源的单位产出；二是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急需的领域，充分发挥其边际效益；三是要构建有效的质量评估与激励机制，并完善相应的问责、回应和监督机制。这就需要对现行的教育财政体制尤其是投入机制作出适当的调整。其一，加大公共财政倾斜力度，将弥补困扰教育发展的滞后性缺陷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方向。其二，鼓励和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其三，完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构建更高效的管理体制，确保经费使用安全，减少经费拨付环节，严格审批制度，强化监管力度。

    学者无法推卸的历史职责

    继续为教育投入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与大胆建言，仍将是学者作为知识分子无法推卸的历史职责。学者应对社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批判意识，应有一种理性与建设的态度，为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历史上两个“马克思（斯）”和两个“卡尔”对职业、使命的认识和实践，值得学者效法。两个“马克思（斯）”，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17岁在中学考试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一种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到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中说：“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

    两个“卡尔”，则指卡尔·马克思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卡尔·雅斯贝尔斯说，教育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教育不能成为教育。因为教育不能没有虔诚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

    我始终认为，“民间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应成为学者尤其是教育研究者的基本准则。所谓“民间的立场”，是指以民众特别是民众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政府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建设的态度”，是指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措施，而不是以对立的姿态、生硬的方式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所谓“专业的视野”，是指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都要以专业的知识与理论为背景，以深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事实和资料为依据，而不是凭空虚构，乱开药方。

    学者要为促进教育投入的增长和优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效参考。与国内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一样，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同人们也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多年前，我与大家曾就教育投入问题多次向全国人大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建言，希望加大教育投入，争取早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这一目标，并提出路径设计，为2012年将教育财政投入确定为年度教育政策主题奠定了基础。2012年3月2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的“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形成了《关于建立教育投入长效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的建议》政策建议书，我以此为基础，向全国人大再次提出政策建议和立法议案。概括起来，我们的建议主要是，在实现4%的目标、巩固已有教育投入水平的基础上，确立202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4.5%的新目标；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指标，强化地方政府投资责任，确保地方财政投入到位；依法落实“教育经费单列”，减少专项教育转移支付；建立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长效保障机制；建立合理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向学前教育事业配置；继续增加公共教育特别是基本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以义务教育为先导，确保义务教育财政公平和充足；优化职业教育投资结构，增加多元化、市场化筹资渠道；优化高等教育投资结构，增加多元化、市场化筹资渠道，建立与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制定《教育投入法》等。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建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给大家积极建言、推动工作以很大的鼓舞。尽管角色与位置不同，政府与学者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工作。只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就一定能够共同为复兴中华民族之大业做出贡献。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