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微调”？华爱华教授强调说：“应建立人口预测与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设计人口出生、年龄结构预测与教育资源关系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人口出生预测与教育规模结构预调整制度，避免应急性调整的失误，以逐年微调的形式稳步发展。”

    孟繁华建议，教育部门应该加强与计划生育、统计、财政等相关部门的协同，根据人口变化的实际规律做出及时研判和科学决策，适时在扩大规模与调整结构方面做出回应。

    2010年，为了解决“入园难”问题，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入园问题。

    2014年，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际，教育部2月26日发布数据：全国各地已新建幼儿园2.5万余所，改扩建幼儿园3.4万余所，增设小学附属幼儿园4.6万余所。2013年全国在园幼儿达到3895万人，比2010年增加918万人，相当于过去10年增量的总和。

    国家政策明晰后，地方教育部门积极联动，“目前，我市正在结合组织编制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指导和督促县市区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预测未来三五年幼儿园生源变化情况，调整和规划幼儿园布局，进一步加大幼儿园建设力度。”周立明介绍说。

    对于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需求，“单从数量上分析，至少需要建设一万所中小学和百所高等教育机构，当然由于孩子不是同年出生，数量会有一定的折扣。”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洪成文估算说，“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只是量的提供，更是需求的形式和品质的变化，这与今天新生婴儿抚养的形式、品质和成本直接相关。”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人口峰谷交替，上海市采取改变学制的办法来应对：在学前高峰人口向小学滚动时，上海将六年级作为初中预备班挪入初中，合理利用了中学资源。当小学适龄儿童数大幅度减少时，又通过小班化教学来利用资源，由于没有将富余资源随意处置他用，当今天又一次学前高峰人口滚动到小学时，小学的应对从容许多。

    “我们倒不担心资源过剩，现在最担心的是资源不足。”蒋锋表示，“现在是农村的教育资源浪费比较大，因为农村的孩子到乡镇去读书，乡镇的孩子挤着进市区，导致农村地区许多班级才有几个孩子。”蒋锋表示，他们目前的工作一是保证符合条件的孩子都有学上，二是调整资源配比结构，先让农村小班化教育先行一步，把农村教育质量搞好，吸引部分生源回流。

    “从长远角度来看，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要适时调整教育结构。”孟繁华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婴儿潮。受这波人口激增的影响，2008年成了美国历史上高中毕业人数最多的年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提出面向大众，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还必须兼顾精英，提高质量，保持特色，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未来，我国这些新生儿将陆续步入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是，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类型应该不断契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要适时调整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中各类教育的比例，优化教育类型结构，满足对多样化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需求。”孟繁华分析道。

    采访中，人口专家与教育学者都提出一种担忧，在人口激增与锐减时，如果总是采取一些应急性措施，那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有过历史教训的。

    上世纪50年代的出生高峰，带来第一次幼儿园大规模扩展，出现了许多低质量、看管式的幼儿园、托儿所，紧接着新生儿减少带来幼儿园数量锐减。到了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到了育龄期，又带来第二次人口激增，为扩大幼儿园规模，所有工厂、企事业单位纷纷办幼儿园，幼儿园数量一下子猛增，而出生率下降后又有一次规模缩减，幼儿园关停并转。近年来高峰期出生的80后到了生育年龄，又出现入园难，然而，在出生低谷时关停并转的学前教育资源却难以回归了。

    “用今天的教育形式去满足新一代的孩子的教育需求，必然无法生存。教育政策的制定，其出发点必然要适时应对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必须创新政策思路。”洪成文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进和落实，关系到国家人口发展、人力资源储备以及千家万户的幸福。然而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正如孟繁华所言，“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教育部门应该履行相应的职责，发挥主导作用，保证教育公平，保障并逐步提高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教育公用经费的投入。

    “教育是同人口政策密切相关的领域，其受到的挑战也许不只是数量规模的挑战，更是质量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持续战。”翟振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