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致敬的不是衡水中学，不是考出多少“状元”的超级学校，而是那些始终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地区，是那些尊重教育规律、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学校，是那些坚守教育常识、老老实实守着教书育人本分的教师。

    ■张贵勇

    6月25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衡水中学值得敬意，它背后中国社会的残酷竞争则令人唏嘘。有人批评挖苦该学校，我认为骂错对象了。在衡水那样的地方，这所中学帮那么多孩子改变了命运，我相信这比素质教育对他们的家庭更神圣。”

    关于高考“状元”，关于衡水中学，到底该如何看待，整个社会似乎并未达成理性的共识。胡锡进的言论再次反映了当下民众对“状元”抑或“头名”的迷恋，对超级学校的情有独钟，即便是业界颇有影响的媒体人，也未透过繁华的表象，深思其对教育生态的长远伤害。

    其实，类似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的高考“神话”议论已久，很多人看到了这些学校令人咋舌的升学率、数不胜数的荣誉，以及各种难以比拟的“第一”。殊不知，这些光环的背后，是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无比优越的特殊政策，以全市最优秀的生源、最好的师资，辅以最严酷的管理方式换来的。

    “状元”成就了超级学校，超级学校成就了一个地区的知名度。但是，任何超级学校的诞生与成长都是有代价的，它就像一个黑洞吸干了周围的教育资源。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超级学校的存在让周边地区的中学长年找不到“好学苗”，元气大伤，一蹶不振。那些徘徊在超级学校之外的学生，更是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从小处说，超级学校破坏了当地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从大处看，超级学校于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一方的教育生态，其产生的黑洞效应也逐渐波及到当地的初中、小学，给教育带来长远且难以抹平的负面影响。

    对超级学校、“状元”的高烧不退，是一种社会病，是纯粹的以市场的功利眼光看待教育的结果。全社会应形成共识，学校教育的目的绝不是批量制造高考机器，更不应以考出多少“状元”沾沾自喜，大肆炫耀。对升学率的追捧如同竞技体育的“金牌至上”主义，是典型的与教育真谛南辕北辙，只会越来越远离教育的内核。同时，我们还需要反思，培养出“状元”，就一定意味着培养出人才吗？所谓的“状元”，就一定会对这个社会有积极的贡献吗？

    前几天，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针对1952-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3000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等状况，展开最新追踪调查及研究分析。报告显示，近七成高考状元已难觅职场踪迹，大多数人恐已“流失”海外。

    “流失”海外虽然不意味无所作为，但说到底，教育是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培养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的人才。从这种角度讲，值得敬意的不是衡水中学，不是那些培养多少“状元”的超级学校，而是那些始终按教育规律办事、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地区，是那些尊重教育规律、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学校，是那些坚守教育常识、老老实实守着教书育人本分的教师。

    以推动区域内学校特色发展、不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地区，或许没有全国皆知的学校，但很少发生倾一方之力、用特殊政策打造一两所而忽略其他学校的违反教育公平的事件，更少有为了孩子上一所学校而耗尽钱财、迁移户口乃至不得不搬迁的家庭；不放弃每一名学生、不以分数层层向教师施压的学校，或许没有一名高考“状元”，但毕业后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心里始终记挂着母校的一草一木，感恩母校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而善于发现每位学生的闪光点、以育心为己任的教师，或许没有考出“头名”的学生，但他们踏踏实实守着教育的底线，用高尚的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爱家、爱社会，如何在这个社会找到位置，发挥自身价值。

    实际上，这些地区、学校和教师才是更神圣的，理应获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掌声，理应摘取无上的荣耀。

    当整个社会沉下心来，重新定义“神圣”，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教育者，我们才算是回归到教育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