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有道
■新华社记者 吴晶 施雨岑
面对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有人追求名利,而他却始终坚守在学术的“象牙塔”,不敢懈怠;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有人放弃动摇,而他却一直以真理为准则,矢志不渝。
“治学治所,肩挑双担,论史论政,心忧天下”——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的学问之道与人生之路。
2006年春,一篇史学研究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引起关注。文中,张海鹏驳斥了一些人否定近代中国人反帝斗争的观点。
为了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已承担繁重行政和学术研究任务的张海鹏白天“挤时间”查资料,晚上熬夜到凌晨。短短5天,一气呵成。他以一种“战斗的心情”在文中写道:“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张海鹏一直这样“较真儿”。针对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他撰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和《对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评价和近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针对以“告别革命”为代表的否定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者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思潮,他旗帜鲜明地“挺身捍卫”。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张海鹏朴素的态度与一贯的坚持。
2007年,由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宣告出版。这套十卷本、550万字的丛书首次以政治史为框架,突破了以往中国近代史只写到1919年的老规矩,贯穿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领域,是近代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大部头”。
“研究近代史,就是要揭示1840年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1949年后的中国,就是要明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由此明白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牢记这样的职责,张海鹏桌前的小灯常常彻夜不灭。
如今,年过古稀,张海鹏的工作任务丝毫未减。从《中国近代通史》到《台湾史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编写到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筹备,他力争要“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
张海鹏在学术风气上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观点上尊重原创、不压制人。他担任所领导的16年间,从没有主动参加院、所的评奖,而“把机会多留给年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的封底印有张海鹏的一段话:“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
据新华社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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