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刘畅 摄

    陆谷孙与父亲陆达成在杭州西湖。

    陆谷孙在课堂上。

    被排字工人戏称为“打翻墨水瓶”的词典校样。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上要做贵族，生活上可以草根一点。    

    一个好教师一定要有表现欲，我承认自己有表现欲，甚至“一腔老血还会激动”。

    好多东西我都是受了莎士比亚的熏陶，他也培育了我孤傲的精神。我特别喜欢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

    ■通讯员 杨茜

    听说要采访，陆谷孙教授犹豫了一阵。一是由于积病初愈，又忙着手头《大中华汉英词典》的编写。二是他向来不愿意标榜自己，接受采访很多是出于记者的热情和执着。他在生活中低调谦和，对工作却格外地追求完美，这样的精神成就了一位为中国英语教育开启现代先河的英语大师，也见证了中国最权威、最浩大英语工程——《英汉大词典》的诞生。

    陆谷孙是个彻底的文人，他不愿自称学者，他说自己只是个知识分子。一间复旦教师宿舍，一堆写满英文的稿纸，一部厚达几十公分的词典，一幕荡气回肠的《李尔王》，一首普希金的诗，一曲收音机中的柴可夫斯基，便是陪伴他一生的挚友。

    他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父亲严苛，以令人赞叹的蝇头小楷译出部分都德小说集，幼时饱读诗书，少时又爱上外文；他师从徐燕谋，信寄钱钟书，与友玩味莎剧，代国对话港督。

    他也遇上了最坏的时代。“文革”动荡，他被划为“裴多菲俱乐部”，变相隔离，发配编词典，与亲人两岸相隔，却让他找到人生乐趣，获得一生最大成就，编出《英汉大词典》。

    如有一天，你在复旦校园看见漫步绿荫下，鹤发童颜，念念有词，吐出标准流利英文的老人，你一定要停下来，走近这个时代堪称大师的Old Ginger（老姜）——陆谷孙教授。

    编词典编出了乐趣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办公楼，陆谷孙的办公室在走廊的第一个房间。现在他因为身体缘故已经很少来上课，但这块写着“陆谷孙”的铭牌和旁边四五张精神奕奕的照片气场依旧，像坚挺的树根一般，荫庇着整个英文系。

    这样的气场不光来源于时间的堆积，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在外院每个老师办公室书架上都安静放置的那本大部头——《英汉大词典》。它黑白封面，没有过多的装饰，只落两行工整肃穆的中英文书名，除此外，便剩下左上角的标注：主编 陆谷孙。

    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它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在这部看上去低调简单却获得无数殊荣和尊敬的《英汉大词典》背后，是陆谷孙打拼30年的努力，虽然当时走上编词典的道路看上去不是那么情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保守派’，然后是‘逍遥派’，1970年‘一打三反’时被揪出来。那时候专门抓集团，他们认为我们外文系很要好的几个人是一个小集团，是‘裴多菲俱乐部’，就把我们隔离起来。”

    1970年前，陆谷孙和几个早在研究生期间就认识的外文系老师都比较喜欢英美文学和莎士比亚，常常在一起谈读书，交流写作心得，打桥牌唱歌，唱的都是苏军红旗歌舞团的那些歌曲，也有英文歌，看看英美小说，活得十分逍遥。然而这在1970年，并不被认为是“先进”，陆谷孙从同事那里拿到一些原版小说给学生们讲，成了“放毒”的导火索。如果人生分四季，1970年之前，他都一直活在春天里。

    陆谷孙被打倒隔离的那天，正在为女儿办满月酒，家里已经支起了圆台面，要请客吃饭了，突然来了两个红卫兵，让陆谷孙卷起铺盖，带上粮票，押他去了学校。这时已然是“文革”后期，关了他5个星期之后，便不了了之，没有定性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陆谷孙后来笑着说：“这个办法很厉害，就把你挂着。是不是有问题，拿捏在群众手里。”

    于是他被派到了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组，到1976年，陆谷孙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陆谷孙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实际上，编词典在一般人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在《英汉大词典》编写的过程中，编写组人员最多时据传高达“108将”，而最少的时候只剩下17个“老弱病残”。这期间有人出国，有人下海，有人直接换工作，陆谷孙甚至参加过几次同仁的追悼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谷孙硬是找到了编词典的乐子，他总是跟年轻的学生和老师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自己更是手不释卷，各类英美小说，从古至今，无一没有他研读过的痕迹。他为了这本词典定下三条规矩：一不出国，二不兼职，三不另外写书。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全书4203页，1500万字。陆谷孙在校对完最后一页后，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可以睡觉去了。

    对英美文化的热爱让英语在陆谷孙眼中不再是字母的拼凑，而是如美妙音律一般可以解闷，可以享受，可以玩味。在妻儿拿到美国绿卡后，陆谷孙对故土留恋，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他说去了美国，自己也就没了用武之地，最终他还是孤身一人留在复旦，他说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灵感的催化剂，这美妙音律陪伴了陆谷孙伏案桌前的每个晨昏。

    孤独的催化剂大概在晚上才最为有用，陆谷孙喜欢凌晨看书，白天睡觉，学生们都知道过了中午十一点才能去敲老师的门，但上了年纪之后的身体状况，让他对自己的这个习惯不再那么自信。从去年开始，陆谷孙的身体响起警报。

    他的学生高永伟说到一个细节。前段时间，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刚出院不久的陆谷孙，陆谷孙正在家中饭桌旁吃饭。饭桌左边放一碗粥和高高三层的药盒，饭桌右边是一沓十几页的稿纸，是他正在进行的《大中华汉英词典》的修订稿件，台湾学者看到后，心生感慨，这样的人不称为大师，何人敢称？这是对事业多大的热爱和决心，才能让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还不愿给自己放个假？

    说到《大中华汉英词典》，陆谷孙是带着遗憾的。1991年编完英汉词典的他去香港，遇到搞对外汉语的安子介先生，安子介跟陆谷孙说，既然编了英汉，为什么没继续搞汉英？像你英语这么好，不继续搞汉英可惜了，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做过。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陆谷孙做汉英词典的想法。他少时跟随父亲，古文功底深厚，对中文也有一定造诣，每次出入外埠书店，都觉得现有的汉英词典不够好，有些甚至很“山寨”，便决心要编出一部“圆满”的汉英词典，不仅能作为学英语的工具书，也能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1999年，陆谷孙带领学生和其他同行一起开始了《大中华汉英词典》的编纂，本打算能够尽快做好，但过程中编组人员的一系列变动让陆谷孙也无可奈何，至今也未能将第一卷出版。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平时自己琢磨一些词语，发现它们既能在汉英里用，又能在英汉里用。”陆谷孙深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亲力亲为，像30年前一样带领编写组沉浸其中，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发现和琢磨双用词语，用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翻出一些巧妙的词语，一拨一拨地整理好，发给编写组。

    作为英语大师最闪亮的一个光环，陆谷孙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说起编这本词典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在最好的时代遇上英语

    陆谷孙曾在2007年专门写过一篇《我的父亲》，怀念他的父亲陆达成先生，他在文章开头说：“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这段话是对陆谷孙内心世界的最好描述，他出生书香门第，虽不是什么名门世家，但父亲陆达成因爱国从香港返回大陆，在铁路局中为比利时人做办公室职员，其间自学成才，精通法文，后来成为比利时人的主要翻译，一生未离开过法文，后来为中科院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从小陆谷孙过得一直比较孤独，父亲忙碌，常年不能在身边，但凡是父子相处之时，陆达成总是教育陆谷孙做人要正直。陆谷孙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和父亲有极大的关系，陆达成做的是法文翻译，但他要求陆谷孙从小就背诵唐诗，看朱子家训，古文观止，父亲在翻译《星期一的故事》时誊抄的蝇头小楷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因为陆谷孙少时与父亲相处时间不多，未能学习法文，大学时期才接触英文，后来对照着英文版，陆谷孙小心翼翼地校对好几遍，才敢把英文版译出的《星期一的故事》与父亲的版本合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