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著名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霍松林在天水读中学时。

    中国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挥毫泼墨，为霍松林题写“唐音阁”。

    我父亲看霍老的书，我也看霍老的书，两辈人都是霍老的读者。在西安的空气中，到处都有霍老的味道，能与霍老生活在一个城市，真是幸运。

    ——著名作家贾平凹

    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国学大师钱仲联

    ■本报记者 易鑫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93岁的霍松林，清晰地记得年幼时父亲教给他的第一首诗。

    “一首诗把从一到十的数字巧妙地组织在诗句中，有景有情，好认易记，平仄也合律。”在幼年的霍松林看来，这不止有趣，甚至神奇。

    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走进了诗歌，走进了文学，并与之相伴一生。

    幽幽终南，雁塔之畔，在其书房唐音阁中，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文学界泰斗，他眉发银白，目光深远，仿若挟古风而来。

    回顾这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霍松林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读书，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

    教书，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余载，培育本科生数以千计，博士生70余人，聆听其报告会者，更是不计其数。

    写书，撰写了文学理论专著《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出版学术著作30部，诗词集3部，随笔集两部，主编书籍40多部，发表论文、散文近200篇。

    一生只做三件事，他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极致。

    文学相伴 痴迷一生

    霍松林的父亲霍众特熟读儒家经典，16岁即中秀才，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生逢乱世，叹壮志未酬，所以一直希望霍松林能够“学而优则仕”。

    1945年，霍松林考大学时，除了报考自己向往的中央大学中文系，同时遵从父亲的意愿，报考了政治大学法政系，谁知都被录取，且都名列榜首。

    对于一向听从父亲的霍松林而言，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割舍不下对文学的情结，霍松林选择了中央大学，而大度的父亲也选择支持霍松林的决定。

    事实上，霍松林对文学的情结，恰恰来自父亲。

    1921年，霍松林出生后，霍众特喜欢其天资聪颖，便将希望寄予这个最小的孩子身上。

    两岁始认字，熟读“四书”、“五经”等古文典籍。三岁练书法，练身姿，看帖临帖，执笔运笔，十余岁，即为众邻里写春联。

    六七岁学作诗作文，调平仄，查韵书，从五古、七古、杂言体到律诗，十二岁便可成诗。

    至十二岁，霍众特自认一身“功夫”已尽数传给儿子，便到处打听天水最好的学校。到学校后，霍松林对书痴迷的天性展露无遗。

    在天水中学读初中时，正值抗战初期，沦陷区的文化人和失学青年来天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把珍藏的好书廉价出售。霍松林如鱼得水，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到外国文学作品，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把为《陇南日报》写专栏领到的稿费，统统用来买书。与此同时，由于家境清寒，交不起学生食堂的伙食费，霍松林只能从离校80里外的家中背米面、木柴来，自己烧饭吃。

    这段清贫的时光却是霍松林最为怀念的一段时光。天水中学的前身是陇南书院，图书馆藏书可观，但阅者甚少。在这里，霍松林遍览馆藏，读至兴起，便轻声吟诵，恍若空谷之音。

    至1945年上中央大学中文系，霍松林的读书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

    胡小石讲《楚辞》，朱东润讲中国文学史，罗根泽讲中国文学批评史，伍俶傥讲《文心雕龙》，吕叔湘讲欧洲文艺思潮，汪辟疆讲目录学……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霍松林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驰骋，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哲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全面了解了诗、词、曲学。

    读书学习之事，在霍松林看来，是有秘诀的。“我读初中时，父亲给我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叫《先正读书诀》，其中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几点，我至今认为都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容忽视。”霍松林说，“以第一点为例，做学问要建立根据地，不先建立根据地，即使打了许多胜仗，仍无安身立命之处。精读便是建立根据地，同时必须辅之以博览，四面出击。”

    对于当今人们将中小学生语文水平偏低归咎于“死记硬背”，霍松林极不认同。“记和背是需要的，关键是记什么、背什么。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在用力省而收效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扩大了知识面，研究、写作、记忆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对文学知识的渴求贯穿了霍松林的一生。如今，在霍松林家中三面书橱环绕的书房——唐音阁里，仍是书香四溢、卷帙高垒。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求索，在文学的时空里，霍松林已然来去自如。

      驰骋文场 辟土开疆

    天水师专中文系总支书记李宇林对老师霍松林的一个比喻记忆犹新。“霍先生曾打比方说，如果货架上只有几样货，不管你选用什么方法，怎么左摆右放，也还是那几样货。只有货多货好，再分门别类，讲究摆法才能摆出名堂，才能琳琅满目。”

    正是因为博闻强记，积累了大量的“存货”，并不断开拓创新，霍松林在文学界的成就才得以琳琅满目，流光溢彩。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而高校中文学科也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当时，高校文科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并无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更无新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连新的参考书也几乎为零。

    1951年，霍松林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到该校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其接手的三门新课中，有一门文艺学，面对无教材、无大纲的一穷二白之境，霍松林感觉“难于上青天”。

    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霍松林一向迎难而上。他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拟出提纲，编写讲稿。

    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霍松林别类分门，条分缕析。

    在编写的过程中，霍松林评析过往，也直面现实难题。以“题材的看法”为例，建国后，文学界流行“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两种对立但都颇有影响的观点，霍松林深思熟虑，先举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几个高峰期都是题材多样化的事实，说明“文艺题材的多样化，是文艺繁荣的标志”；接着举孔子、刘勰等人的有关言论，证实题材多样化的必要性；进而以杜甫等作家的创作实际为例，指出“肯定题材的多样性，并不等于主张题材无差别”。同时指出“题材只对主题有一定的制约性，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成败”，“题材决定论”也是错误的。

    在讲义的编写过程中，如此论证的过程不胜枚举。每次论证，无不需要查阅大量的典籍资料，而成稿之后，又反复增删修改。两度春秋，40万字，1953年，《文艺学概论》终于脱稿，当年即被选为全国交流教材，后又被选为函授教材。

    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以自身体验指出：“《文艺学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不少人就曾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 

    在文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文艺学概论》是解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学理论专著，奠定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基础。

    在70余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霍松林游走于诸多文学领域，著书立说，脚步从未停歇。尤其是“文革”平反之后，他重新回到学校，虽已年近六旬，但他的学术生涯仿佛重新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大量唐宋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专著源源不断，都被认为是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