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的研究贯通整部文学史，以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冠名，但在他的内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韵律让他最难以忘怀，因而，诗歌的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1937年抗战爆发作《卢沟桥战歌》，到为久旱而愁作诗《苦旱》，到赴南京求学作词《梦归》，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赞神九胜利归来》、《迎香港回归》……仅《霍松林诗词集》一部，就达13卷之多，收录了其1200多首诗词，

    中华诗词协会顾问张勃兴感慨地说：“松林以诗词记录了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举凡国家兴亡，民族奋战，人民忧患，师友交游，人生际遇，凡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者，无不记之以吟。其题材之丰富，寓意之深邃，行踪之悠远，容量之宏大，艺术之高超都令人感叹。”

    霍松林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题材可以新，角度可以新，语言可以新。他还提倡诗词革新，用新声新韵创作了《金婚谢妻》和《八十述怀》27首七律，被诗词界公认是“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他书法沉雄遒劲，自成一体，为书林所重……

    无论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诗歌、书法，终其一生，霍松林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由此驰骋文场，不断辟土开疆。

    得育英才 君子之乐

    孟子有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其中一乐。

    霍松林任教70余载，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教过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指导过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他说，“确实品尝到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无穷乐趣。”

    许多人都对恢复高考后霍松林开报告会讲学时的盛况记忆犹新。“不仅本校的学生涌向大礼堂，而且附近院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大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里、窗户旁都挤满了人，甚至礼堂外的路上，也站着许多学生。”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弓保安说。

    因为学贯古今，霍松林讲课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旦吟诵起某篇诗文，常常带着手势，神采飞扬，带着西北口音的朗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整个人仿若沉浸在诗的意境之中，整个课堂也变得诗情四溢。

    “一首短短的绝句或令曲，一经他点拨，也立即显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西安联大中文系主任师长泰回忆，“把听他讲课的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

    有意思的是，被感染得异常兴奋的青年学生们，课后常常喜欢模仿先生讲课的语调。有一次课后，一位宝鸡来的学生模仿霍松林讲“古、典、文学”几个字时一板一眼的语气和情态，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直乐，霍松林也不以为意。因为师生谈诗论文、赏奇析疑，让他乐在其中。

    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

    在中央大学师从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等人时，霍松林常常在课堂上与老师们谈诗论艺，课余伴师出游，作诗相和，其乐融融。而今时空流转，衣钵相传。霍松林很多教学理念，就来自他当年的老师们。

    先后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汪辟疆和胡小石均强调，中文系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要有高水平的诗、文、词、曲创作；不仅要有高尚品德，也要有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霍松林同样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

    为本科生讲古代文学时，霍松林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名篇、精读古典名著。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霍先生讲古文、诗、词，根本不看本子。讲起《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常常将四五个人物的对话结合表情一一复述，一字不差。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们也纷纷以背诵大量经典为傲。

    对研究生的培养，霍松林有八字箴言：“品学兼优、知能合一”。对“知”，既要求“博”，又要求“精”，而所谓“能”，则指能力、创造力，可分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学以致用三个层面。“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应该搞一点创作，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作品。”霍松林说。

    霍松林认为，指导博士做学位论文，可以帮助学生同时得到“知”、“能”两方面的提高。霍松林将其分为“三步走”：一是确定研究范围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和他人所未及的资料；二是厘清研究范围所涉的研究史，以力避重复、力求创新，运用唯物辩证观点梳理资料，形成论题；三是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论从史出，考论结合，提要钩玄，探微抉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三步走”的“战术”，霍松林先后培养了70余名博士，每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无不经他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凡内容单薄、缺乏新意者，不能参加答辩。

    关系到学生“出口”的质量，霍松林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似不太近人情”，但结果是，所有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高质量通过，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成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的博士们均自称“霍门弟子”，在学生们自制的“霍门弟子”通讯录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孙明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小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

    “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

    2001年，霍松林80寿辰时，曾做这首《八十述怀》，满溢育才的豪情和对讲台的不舍。

    性情之人 赤子之心

    或许是诗书浸润了傲骨，霍松林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对压力，也从不愿让步，用他的话说，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时考天水高中，霍松林因初中三年成绩突出而免试直升高中，但训导员多次“训”其“读书太杂、思想不纯”，霍松林因此与之争吵，并不愿检讨，学校最后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谁知后来竟因祸得福，霍松林考上了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国立第五中学，不仅免交饭钱，更得以遇上许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教书的老师。

    至于学术研究、立论著文，霍松林更认为，必须求真求是、新见迭出，决不随波逐流，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因为这样的执着，他也受到了极大的牵连。

    1958年开始，霍松林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在反对“厚古薄今”运动中，霍松林从不承认有罪，而且辩若悬河，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文革”之初，霍松林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扣上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其间几次因哮喘病发作昏迷，到医院打强心针才被救醒。

    与此同时，夫人胡主佑及孩子均被株连，下放达十年之久。

    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松林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尽管当时的学术气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他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而今天，形象思维已然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了。

    这样的情操，大概只能用早年霍松林写给胡主佑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

    而在现实生活中，霍松林却全无“浩气”，对家乡、对学校、对学生、对家人，全然一颗赤诚之心。

    2010年4月，天水师范学院收到了霍松林的一份厚礼——为学校捐赠的3000余册其珍藏的图书和77件艺术珍品、100余盒音响资料。对学校的万分感谢，霍松林笑着说：“这些书在我这里是‘死’的，到了学校，放在图书馆供学生借阅，就能发挥一定作用，就‘活’了。有些重复的书籍还可免费给贫困生。”

    至于奖掖后进，扶持学人，在霍松林身上更是不胜枚举。

    饱含深情的付出，源于情感上的满足。如今，霍老年岁渐高，常常回忆起漫长岁月中数不清的温暖片段：

    还记得，年幼时和父亲一起爬家乡的骆驼峰，到达山顶时，只见渭水翻波滚浪，群山丛岭低头，父亲告诉他，一个人从幼年开始，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然而“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躬行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还记得，读大学时与众多老师日相过从，谈学论诗，得以“日进千里”。尤其因为诗名远播，受知于教育家于右任先生，每次拜谒，常谈至深夜。得知自己家境贫困，于老在每次谈话结束后都用宣纸写一张条子，让霍松林去财务室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

    还记得，1949年与胡主佑相识于重庆南林学院，携手同游，作诗相和。自此一生相随，在陕西师范大学同学同教，合著共研，相濡以沫、共挽鹿车。从青春年少到白首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还记得，在主持唐诗讨论会时，提到“唐代诗歌由于意境雄阔，情韵悠远，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风格，因而被称为‘唐诗’、‘唐音’”时，程千帆乘兴为自己挥毫写“唐音阁”作为斋榜时的情景，当是时，文友相聚，喜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