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

    中国戏曲诞生于两千多年前，至今仍有300多个剧种活跃在舞台上。悠久的发展史和鲜明的地域特征使中国戏曲和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上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1731年法国神父马若瑟将元杂剧《赵氏孤儿》译为法语，随即吸引了大批西方学者进行翻译、改编，或影射本国政治，或宣扬儒家思想的道德魅力，其影响持续至今。2012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上演舞台剧《赵氏孤儿》。作为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先声，这个成功案例颇耐人寻味，当代中国如何创造跨越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

    近日，“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出版，该书有别于传统的直译法，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中国戏曲经典剧目。丛书为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点项目，于2008年10月正式启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人大外国语学院外聘院长何其莘主编。该书甫一问世，即引起了诸多学者和媒体的关注。笔者专程向丛书主编何其莘了解了丛书内容选材、编辑手段和传播策略。

    借文化传播东风解夙愿

    与以往的文化“走出去”主推大部头学术论述不同，何其莘独辟蹊径地选择了稍显冷门的中国戏曲作为突破口。他表示，“戏曲与小说、诗歌等题材相比，更加贴近生活，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也更能反映作品诞生时期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真实的生存状况。”中国戏曲是一种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在内的综合艺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拜神祭祀，秦汉时期的乐舞、俳优和百戏可以看作是中国戏曲的雏形，而形成于12世纪的南戏和金元杂剧被公认为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据历史记载，隋朝隋炀帝在位时（公元605-617），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全国的艺人都会奉召进京演出。为了准备一年一度的表演，王宫的外面会搭起临时舞台，一个挨着一个，有时会延伸至8里之外。这种规模和壮观的场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是很难想象的。“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有浓厚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非常感兴趣。戏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是十分合适的选择。”因此，在斟酌将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讲述给西方的时候，何其莘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戏曲。

    其实，何其莘萌生把中国戏曲翻译成英文向西方国家传播的想法始于3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何其莘在美国读研究生时主攻英国戏剧。他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期间，阅读了自20世纪初以来近80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300多篇评介莎士比亚的文章。突然萌生了先选择10篇左右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评论文章，译成英文后介绍给西方的学界，进而把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一本中国戏曲选集的念头。怎奈当时美国几家出版社都觉得这样的书过于专业，没有足够大的读者群，导致了这个想法被搁置。最后，何其莘把博士论文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投给了美国莎学界权威的学术期刊《莎士比亚季刊》。他的文章刊登在《莎士比亚季刊》1986年的第二期上。作为刊首的文章，期刊的主编还配了一段编者按语。虽然，当时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并没有实现，但是这段经历让何其莘意识到，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就对中国戏剧研究有足够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把这种想法一直保留了下来，决心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中国戏曲推向世界。

    何其莘没料到的是，当初的愿望一放就是30多年。直到近年来，国家将中华文化“走出去”提至战略高度，为有志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学术界和文艺界人士提供了契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成为何其莘教授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中探索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说，即如何采用“合适的”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内容，提供给“合适的”的读者和观众。

    为普通大众而写

    能够实现30年前未能达成的夙愿，无疑给了何其莘极大的惊喜和力量。为了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戏曲和中国传统文化，何其莘把丛书的目标读者确定为“有英语阅读能力的普通大众”。

    “我们这套书的预期读者群是被塞缪尔·约翰逊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作的‘普通读者’，不是外国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海外的汉学家，仅仅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英语阅读能力的普通读者。”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把戏曲介绍给对中国戏曲和文化没有先期知识的读者，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008年“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在中国人民大学启动后，为了摸索合适的写作方案，何其莘在2009年试著了《昆曲——大闹天宫》，为整套丛书定下了创作方式和特点。

    《昆曲——大闹天宫》的第一章由介绍《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开始，叙述了作者的创作生涯和“大闹天宫”的传说。这种对戏剧神话传统的研究，显然更符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

    第一章后半部分主要讲述该剧在海内外的传播：文字传播追溯到国内的明清早期版本、1831年和1837年出版的日语版本、1912年和1924年的法语版本、1946年的德语版本、1959年的俄语版本等，还用了较长的篇幅详细介绍和对比了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胡适作序）和1977年出版的4卷集全译本；舞台和银屏的传播记录了二十世纪初以来各剧种的几乎每次演出、自1927年默片《盘丝洞》以来的每部与《西游记》有关的影片，以及中国剧团在日本、韩国、印度和美国演出的情况。

    第二章重点介绍昆曲剧种，在详细讲述昆曲的发展史后，又介绍了昆曲中的角色、音乐、脸谱、服装和著名昆曲艺术表演家。第三章介绍了昆曲《大闹天宫》的剧情和主要角色，重点是小说《西游记》主角孙悟空体现的中国文化的几大要素和有关孙悟空原型的几种说法。

    在73页的背景介绍之后才是昆曲《大闹天宫》的剧本，每页译文都针对台词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和表演的舞台效果进行了翔实注释。在全书10余万字的篇幅中，剧本的译文仅占了1/3。图书附录“昆曲ABC”是一个有关昆曲的小百科，供对该剧种有兴趣的读者查阅。这样一来，外国读者接受《昆曲——大闹天宫》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何其莘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受到了预期读者群的欢迎。“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的写作范式亦照此处理：即以中国戏曲经典剧本为平台，用讲故事的方式，以流利、生动、地道的英语，向世界各国的普通读者，介绍中国戏曲和剧中蕴藏的中国文化。每本书的字数约为10万，其中剧本译文的比重只占全书的1/3甚至1/4。

    不落窠臼旨在传播好中国声音

    严格说来，“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所采用的写作手法并非传统翻译。其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翻译的范畴。近于一种基于中国戏曲剧本的英文原创作品。其实这种创作理念，也并非何其莘独创，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创作方式。林纾一生“翻译”外国小说200余种，但他本人却不通外语。他的译作都是请懂外语的人将小说的大概情节讲述出来，再由林纾增删后，用典雅的文言文写出。林纾的文墨酣畅，作品引人入胜，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说，何其莘的做法更加大胆和细腻。相对于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小说，向二十一世纪的海外普通读者推介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涉及更多中国历史文化要素，读者的想象受到地域和时间的双重限制，难以体会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字美感和思想内涵，因此在翻译剧本的同时，需要用更多的篇幅来讲解与剧本有关的中国文化知识。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这一特定的读者群的需要。

    采用这种“原创+翻译”的手段，何其莘有自己的理念。“我国传统的对外宣传都采用直译法，即把中文直接翻成英文。这对于推介中国现当代的作品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古代的作品可能就有问题了。试想一下，当代的中国读者有多少人可以完全读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样的典籍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完全懂，简单地译成英文后，又能指望海外有多少人可以读懂？”所以，何其莘认为，应该尝试用直译之外的其他方式（讲故事、编译、节译、改写等）来推介中国文化，以便使更多的海外读者有机会读到中国文化的精品。在这里没有必要追求“大”或“全”，只要能“讲好中国故事”、更有效地弘扬中国文化即可。

    为了达到这个介译目标。何其莘所选择的译者，绝大多数为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继而在美国大学从教的学者。出国前他们在国内高校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多年来在美国大学讲授英美文学、语言学、传播学、修辞学等课程，并被聘为终身教授。经过在美国二三十年的磨练，他们的英文功底已经非常扎实。在美国多年的生活，也使他们十分贴近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预期读者，非常了解海外读者和观众的需求。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陆续出版。首批计划出版23种，现已出版了9部，包括《白蛇传》《文成公主》《杜十娘》《西厢记》《秦香莲》《梁山伯与祝英台》《潘金莲》《廉吏于成龙》《钟馗嫁妹》等，涵盖京剧、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多个重要剧种的经典剧目。与西方的歌剧不同，中国戏曲剧目原创者的身份多难以考证。戏曲的原词曲作者常常没有记载，而后来的表演者则可以随意改编戏曲的剧本。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去剧场观看戏曲演出，吸引他们的并不是剧情的发展或剧中的冲突；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剧团名角的演技。因此，戏曲中一出剧目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剧中某位名角的出色表演。其结果是，一个剧目在多年的演出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版本的唱词、舞台表演形式和曲牌。为了向海外读者和观众介绍每一出剧目的权威版本，丛书进行了大量版本比较工作，既尊重剧目流传的历史，又由中国戏曲界泰斗级的专家和学者完成校订。用何其莘教授的话讲，“我们的读者能发现这套丛书明白易懂，充满趣味性，并能为他们带来娱乐。我也希望，我们的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能对中国戏曲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要素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同时激发起他们对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更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