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勇

    据报道，赵某上大学时因家境贫困，曾接受好心人包先生的资助，二人也因此成为忘年交。赵某毕业后找到包先生，声称自己已是国家机关公务员，可以为包先生办事提供一些便利。在随后的8年间，赵某以帮忙办事为由多次向曾经的恩人索要财物，共计千万元。日前，赵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北京晨报》8月7日）

    有恩必报，这是做人的基本常识。然而，包先生好心帮助别人，最后换来的却是以索要和诈骗相报，赵某的行为确实令人愤慨和不齿。新版“农夫和蛇”的故事在现实中的再次上演，考问的首先是做人的良知。

    人之初，性本善。良知是天赋的道德，是人内心深处的那抹亮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就是那些铤而走险，危害社会的坏人、恶人，在某一瞬间、某一时刻都会具有起码的做人良知，或者会唤起即将泯灭的良知。赵某虽是个例，却是一个社会的折射和缩影，因此应该考问的还有社会的良知。

    我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世态炎凉，世风日下。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好心在公交车上让座，却看到获座者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好心帮扶遭遇车祸者，却被误认为是肇事者；好心救起被碾压女童，竟质疑拾荒老太“想出名”。凡此种种，当好心被当做驴肝肺，当真善美遭遇了假恶丑，当“恩将仇报”的时候，既反映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又暴露了社会的病态，那就是社会良知的缺失。

    社会良知的缺失实际上是信仰、道德、秩序的缺失。没有信仰，什么都可以不怕，什么都无所谓；没有道德，什么都没有底线，什么都敢做；没有秩序，什么不义钱财都可以谋取，什么规则都可以突破。正如当年胡适之批判：“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承认有病；……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人性所有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这个教育主要是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对而言，孩子的本性与良知更多的是在家庭教育中逐渐形成。家庭在培养求真向善立美的孩子方面担着首要责任。因此，要改变人性之冷酷，必须从改善家庭教育入手，同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有必要的补充。而所谓的有必要的补充，最迫切的还应在全社会倡导知恩图报、敬业爱人的积极的价值观，而不是任由不正之风蔓延，以丑陋的社会恶习为荣，视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为美。

    同时，学校教育也应尽最大限度，培养乐于助人、传递正能量的学生。如果当教育的价值取向只有成绩和分数，当教育的追求只是为了考试和升学率，当教育的目标只是致力于造就考试机器，当培养合格、健全、正常的人不再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关注学生的人格成长，关注学生的行为习惯已远离教师职业生活，当德育课程理所当然地成了应试教育的附庸的时候，教育就异化成了一种简单的工具，教育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和本色了。

    一旦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勇于担起各自的责任，逐渐形成一种合力，让教育能够回到原点，致力于让孩子成为一个具有高度人性光辉的人，那么“恩将骗报”的现象势必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让人心生温暖和感动的一幕幕！

    （作者系四川省阆中市教育科技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