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从今天起，中国教育报推出独家策划，连续四天以每天一个整版的篇幅，邀请知名专家、权威学者和基层教育工作者，就依法治教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如何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度解读。敬请关注。

    ■传统的管理是以命令、服从为基本内容的纵向型框架；而当前的法治则是以协商、平衡为主要内容的横向型结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学校和学生、教师之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增多，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需要转变观念，鼓励运用诉讼、调解、复议等多元的“法治方式”解决纠纷。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从未这样密切，从理论到实践，法律开始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校长、教师、学生都与之息息相关。

    ■本报记者 李益众 翁小平 施剑松

    四川省内江市七中副校长冯建中到学校工作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他一直为一件事情操心：内江七中校门口数米外有一个菜场，还有一个内江市最大的宠物市场，不仅叫卖声此起彼伏，还时不时传来难闻的气味，对学校的教学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0年来，我们逐级反映这一问题，人大、政协会上也说了，甚至政府都来开了现场办公会，可就是解决不了。”冯建中说。

    “校园门口建菜场和宠物市场，具体违背了哪一条法律或法规？”记者追问道。冯建中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又问问身边的同事，最后无奈地说：“我们确实不知道具体违反的是哪一条法律或法规。看来，在用好法律武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学习。”

    有问题无法解决，也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法律去解决，冯建中的困惑，只是众多亟需求解的依法治教“方程式”之一。在教育领域改革不断深化、民众法治意识日益提高的当下，基层实践无法可依、教育管理部门法治思维不足、教育领域纠纷诉之无门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显然，这为解开依法治教“方程式”给出了清晰的指导性思路。然而，在具体的“运算”过程中，该如何确保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在法治轨道中运行，该如何用法治的思维管理教育工作和学校事务？各地教育系统做了一些探索，其中有经验、成绩，也有困惑。

    “法治意识”打开各方心中“死结”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看来，在教育领域，要实现依法治教，仅仅有静态的法律还不够，还应该从“法治的角度”去加强治理，“传统的管理是以命令、服从为基本内容的纵向型框架；而当前的法治则是以协商、平衡为主要内容的横向型结构”。

    实施绩效工资之初，内江市桐梓坝小学老师们分歧很大，对奖优罚懒的具体操作方式不理解。有老师固执地认为：只要我没有被学校开除，奖励性绩效工资就该全部发给我。甚至有不少人写信上访，说“校长把我的钱分给了别人”。

    最初，学校领导层反复宣讲文件精神，组织教师分小组学习，之后草拟分配方案，交由各个小组深入讨论、反复修改。学校校长唐霞说：“在一年内，我们反复开了十多次教代会，对分配方案反复打磨修改，大家都竭尽所能，最后终于顺利通过。”

    但是，分配方案通过后，仍有个别教师不满意，固执地坚持上访。这时，更多的普通教师站出来批评上访户，说方案经教代会讨论通过了，展示了程序公正，体现了集体意愿，再上访就没有道理了，不仅破坏教学秩序，而且影响学校声誉。

    对于办学过程中“法治意识”的重要性，唐霞深有感触：“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算是真正尝到了甜头。”

    从此，学校重大事项都交由教代会表决，而不是校长一个人或学校领导班子说了算，这在桐梓坝小学也就成了惯例。前不久，桐梓坝小学迁建工程进入竣工倒计时，在面对“搬入新校园后学校该以什么为办学特色”的问题时，校长唐霞给出的答案是打造“艺体特色”，有老师提出应该打造“书香校园”，也有老师提议开展“理财教育”……最终，在2013年底的全校教代会上，“书香校园”胜出，校长的提议被否决了。唐霞略有点失落，但她说：“既然大家选出了‘书香校园’，我就得忠实地执行。”

    原本看起来像是“死结”的一个个问题，一旦遵循法治的方式去处理，很快就豁然开朗了。内江市某校在修建学生食堂时，周围居民强烈抗议。因为居民担心大动土木影响周边建筑的安全，学校则以已经通过立项为由不予理睬。在矛盾即将升级之际，内江市教育局主动介入，邀请质监部门专业人员到校检测，出具并公示了检测报告，市民满意而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浙江工商大学，关系师生重大利益的问题需进行听证，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制度，学校先后举行过十余次听证会，内容涉及办公用房分配、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制定、教学事故认定、学士学位授予细则修改等重大内容，参加人次累计超过1000人。其中，有两起针对学生不利处分的听证，改变了原处分决定。此举有效改变了“学生违纪违规由校方单方面处罚、学生不服申诉无门”的法治窘境，形成令学生“心服、心动”的良性循环。

    “法治方式”解决校园矛盾纠纷

    在学校日常管理中，经常有学生发生意外伤害，家长却不愿意走司法程序，而是打着讨回公道的旗号，试图“把事情闹大”以获得更多的不合理诉求。一旦家长选择与学校闹下去，学校就显得非常无奈。

    冯建中说，曾有学校遭遇这样的事情，学生暑期在池塘溺亡，并无校方责任，家长依然蛮不讲理地要求学校赔偿，如果不赔偿，就将花圈等物件摆放在学校门口附近。家长这类行为并不违法，学校报警也不管用，却对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北京市东城区，类似的问题已经可以交由专业的律师团队来解决了。今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建立学区法律顾问制度，由区教委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律师担任学区法律顾问。区教委借助区司法局推荐并考察，确定两家律师事务所——北京明仁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承担全区8个学区的法律顾问工作。

    很快，法律顾问就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东城区的一所幼儿园，今年有一位家长找到学校要求赔偿，原因是7年前孩子在幼儿园活动期间发生磕碰，家长认为孩子现在脸部生长变形与7年前的磕碰有关。然而，现任园长到岗仅3年，对事件经过并不熟悉，而且作为公立幼儿园，也不能不经相应程序就作出应对。在学区法律顾问的协调下，幼儿园最终与家长实现了庭外和解，给予家长一定的人道援助，免除了赔偿责任，家长和学校都感到服气和满意。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认为，法律顾问制度可以促进学校依法办学，维护学校、教师、学生合法权益，有助于依法解决学校和教师、学校和家长、学校和学生之间产生的纠纷，但需要注意的是，应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不能作为“花瓶”或者“摆设”。法律顾问也要充分了解教育领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学区和学校的法治工作。

    校园内外的各种纠纷，在内江一中，还有一个叫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机构可以出面处理。调解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事态，主动介入纠纷的调解，直至妥善解决。

    有一天，内江一中教师家属张某和食堂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争执中张某非常冲动，砸烂了食堂的玻璃。内江一中保卫科副科长唐轲赶到现场，平息了冲突。原来，张某的家人为谋生计曾在校园内摆摊设点，食堂工作人员曾去踢摊子。了解到这一情况，唐轲批评了食堂工作人员的不当之处。看到调解人员为自己主持正义，张某的气一下子就消了大半。随后，双方各自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承担损失，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如果不解决根源问题，摩擦还会再次发生。于是，学校出面为张某的家人介绍了一份物业公司的保洁工作，这一影响校园安定的突发事件得以彻底平息。

    唐轲告诉记者，内江一中非常重视人民调解委员会队伍的建设，每年选聘政治可靠、有威信、业务基础较扎实的人员充实到队伍中，目前总共有8人。学校不定期举办调解业务培训班，“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分析矛盾纠纷的特点、规律，争取做到调解工作有的放矢。”唐轲说。

    内江市教育局局长龚洪贵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意识到要注重和发挥基层调解组织、教职工、学生、家长自治组织和法制工作机构在处理纠纷中的作用，建立公平公正的处理程序，将因管理行为、教职工待遇、学生意外伤害等引发的纠纷，纳入不同的解决渠道，对需要走司法程序的纠纷必须态度坚决地走司法程序，这是依法治理的必然结果，也能大大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

    王敬波也建议，应鼓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她说：“传统观念认为学校和学生、教师之间的纠纷属于校内事务，不宜对外公开。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学校和学生、教师之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增多，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需要转变观念，鼓励运用诉讼、调解、复议等多元的‘法治方式’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