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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以学校为单位的教学改革，受到诸多周围因素的影响——包括区域内的评价机制和社会舆论，使得一部分没有真正认识课改本质的学校，在跟风改革的过程中，败下阵来。这些学校在课改探索上的“失意”，无疑也影响了全国课堂教学改革的“情绪”。在很多区域，课改学校的“孤独感”一直无法消除，这在某种层面上，也影响了基于课堂教学的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速度和效果。

  区域勇担使命 整体推课改

  就在学校“单兵作战”百花齐放的同时，一些对课改有敏锐嗅觉的区域开始行动起来，对课改进行了整体推进。

  应该说，学校改革，动的是几十位上百位教师的“利益”，阻力主要来源于一线教师长期形成的保守的教育思想和课堂点拨引领的专业能力的限制。对于一个区域来说，特别是像河南省郑州市、河北省邯郸市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市，要想改革，不仅要带动各县域教育的主政者，更要改变数以万计的教师的观念和行为，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这些区域的教育主政者，毅然选择了课改，并且在课改中重新建构了区域的影响力。

  如此复杂而艰难的区域课改，为什么依然没有阻挡这些区域的整体行动？分析原因，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教育的现状和追求。

  正如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所说，当前，“我们的教育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一些教师常常以“为学生的将来负责”的名义，掩盖自己不道德的教育教学行为，“尽管有些人是出于‘好’的初衷，但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达到目的，其结果会与初衷背道而驰。如果我们收获的教育成绩让学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那么，所谓的‘一切为了学生’便成了美丽的借口”。

  种种教育怪象，已经无法让那些有责任感、有追求的教育工作者“心安理得”地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良知的教育管理者来说，教育成了他们的“心头病”。

  与此同时，伴随着教育经费的增长，区域教育的发展，开始从强调硬件均衡层面，逐渐向内涵式均衡发展转变。

  这个阶段，区域教育的主政者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课堂均衡则学校均衡，学校均衡则区域教育均衡。因此，聚焦课堂的发展，也就成为一大批区域教育主政者的不二选择；而课堂变革，也是减负增效的好方法，是实现区域内每一所学校“集体致富”的真正均衡，也是落实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有效路径。

  于是，大多区域开始借鉴课改名校的经验，以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河北省邯郸市等区域为代表的“新课堂”的创建，成为区域课改成功破局的典型。

  在殷都，课改成为当地最大的政治，教体局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全体教研员包校到班，深入一线指导课改，让工作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难题在一线突破、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形象在一线树立。在邯郸，整个2011年，邯郸教育工作都向着“新课堂”这个核心词靠拢，以局长赵浩军为代表的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一年时间里，先后下校听课超过400节。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教育局副局长高文良一直为学生“负担过重”和“厌学”问题而头疼，直到认识了高效课堂，在全市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他的难题才得以在实践中破解。

  郑州市教育人，同样肩负起课改的使命，在改变区域教育生态的实践中，选择了“道德课堂”。“‘道德课堂’是一种高品质的课堂形态，要求教育者用‘合乎道德’的方式，在充满尊重、关怀、民主、和谐的环境中，在保证学生身心愉悦、人格健康、精神自由、生命自主的学习过程中，使学习者获得学业进步和身心全面发展。”“道德课堂”的创立者田保华认为，真正的教育必定是“使人为善、教人做人、使人向上的”，而“道德课堂”最终要实现质的飞跃，形成师亦生、生亦师，师生相长；形成兵教兵，兵练兵，兵兵互动的课堂生态，实现学生学习品质和精神品质的共同提升。进入2012年，郑州市教育局新任局长毛杰，将业已成形的“道德课堂”体系提升为“新道德教育”，倡导办有灵魂的教育，这无疑又将郑州市的课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七大特点解读区域课改现象

  无论地级城市，如河南省郑州市、河北省邯郸市，还是县域地区，如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不管是先行区域，如河北省三河市、山东省莘县，还是后起之秀，如陕西省宝鸡市、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这些区域整体推进教学改革，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一，聚焦课堂成为区域课改的核心价值取向。在国家新课程改革的大框架下，这些区域逐渐从课程建设的层面，转移到课程改革与课堂教学改革并重的层面上来，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积极探索具有区域性特点的课堂教学改革方式，如郑州市提出并践行的“道德课堂”，邯郸市实施的“新课堂”建设，殷都区的“双向五环”教学基本模式；而河南省濮阳县则在学校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出“四步探究教学法”，为全县大规模推行提供了现实依据。

  其二，行政推动成为区域课改最大的特点。在这些区域内，有一个高度认同课改理念，执著课改的教育局长和执行力较强的管理队伍，部分地区还有主管教育的党政领导“介入”，并为其保驾护航，如陕西宝鸡市教育局局长苏永兴的强势出击，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局长刘光胜的高调介入，山西省绛县教育局局长陈东强的“一道改但不一刀切”；更有辽宁省葫芦岛市副市长敖凤玲“带头抓课改”，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李南沉的“政治”保驾，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成立的课改领导小组，也由区长挂帅。

  其三，机制保障成为区域课改持续推动的有力支撑。有了行政领导的直接推动还远远不够，这种“人为”的因素往往也无法成为持久的动力支撑，必须出台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于是，邯郸市连续两年出台教育的“1号文件”，保障“新课堂”的创建；福建省大田县下发《关于推行“先学后教”课堂教学模式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四川省蓬安县则将高效课堂打造写入《2011年教育工作要点》；岳阳市君山区也以政府名义陆续出台了《关于建设教育强区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河北省滦南县成立了课程改革办公室和多个专门工作小组，统筹和指导区域课改的推进。

  其四，典型学校带动成为区域课改共同的行动智慧。在课改区域内，普遍有因课改而大幅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代表学校，并且在更大范围内具有影响力，成为省市课改名校，从而带动区域内学校课改的整体繁荣，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第三中学提出了“立足课堂抓质量，突出课改抓创新”的总体思路，创建了自己的课堂特色，成为该市课堂教学改革的引领者；岳阳市君山区的许市中学在课改中迅速崛起，成为湖南省课改的榜样学校，进而引领了君山区的全面课改；河北省三河市的冶金中学和皇庄小学，分别在当地的中小学课改中，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福建省大田县的广平中心小学等，成为该县农村课改基地校；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初中和县直初中，成为当地课改的领头羊，发挥着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