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行走在体制之外，执著于自己的理想教育。他一直在呼吁：“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在学生成长的每个学段都施下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化肥，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土壤板结啊！让课外书籍登堂入室并与课本等量齐观，我以为是改良土壤的第一要务。”

  如今，作为一名“家教”老师，他始终在坚守和践行自己的理想。在他看来，“家教”老师既是社会的活性因素，又是家庭的“编外人员”，还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中间环节。它不是素质教育，也不是应试教育，它只能是教育本身，是生活本身。

  一位深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为什么要从公办学校出走，选择可以自由行走的“家教”老师。让我们细细品读这位“另类教师”的自白。

  收到朋友转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蔡老师，您的天地有多大》。在她看来，我这样一个“优秀的、多才多艺的老师”，一个“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做家教，而应该“价值最大化”，简言之，就是“到学校去”，“到班级去”，如此这般，才能“春风化雨，广施甘露”。她还说，现在我国有不少高瞻远瞩的校长，“人才尽为其所用”，而我只有到了这样的学校，才能“花儿遇到了春天，没有不开的理由”。

  说得真有意思。

  我很感谢朋友的好意，只是她不知道，我如今早已铁了心思：宁愿转行，也决不重返后来的学校。再说了，我现在过得好好的，没有必要再折腾——以我的性格和价值观，到去别的地方势必“折腾”。具体情况是这样：我一本正经地坚持常识，在别人眼里却是胡闹，这不是很麻烦吗？想当初，我在课堂里给学生放经典影片；春天来了，带学生外出踏青，写作；课外活动时间，在校园广场上教学生下围棋；自费买书，在教室里设立“图书角”；有一次公开课，我还丢下讲义，跑下楼去赶猪（因为楼下的猪叫个不停，却没有一个人去制止）……所有这一切，给我带来的只有绰号，诸如“癫师”、“另类”、“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等。鉴于我“屡教不改”，校长劝我改教政治，因为学生集体罢课，校长才只好作罢。另外，假如你问我，为什么我至今还是初级职称，我愿意这样回答：我只配初级职称。有一回爱人瞒着我填好并呈交了晋职申请表，我得知后，立即以冲刺的速度抢回了申请表……“申请”，您瞧瞧这两个字！

  在好的体制和机制出现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校长，就像封建时代寄希望于明君一样，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虽说历史上偶有“盛世”，但毕竟都是昙花一现，因为明君也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何况校长不是君主——他上面还有人管着。

  当然，我决没有贬低意欲作为的校长的意思。恰恰相反，由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作为永远是一切历史事件的中心和亮点，因此，我对朋友提到的那些在限制中求自由的校长，从来心怀敬意。纵然如此，我还是不愿意到他们领导的学校去，原因是：我相信，“大环境”下的宽松总是有限的，而我在市场中为自己争取的自由空间，早已大到了体制内的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倘若我当初能预计到这种自由，我自己也会何等惊讶，何等庆幸啊。

  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不用说，做家教老师比做学校老师忙多了，但因为忙得对路，忙得单纯，所以我仍能抽出许多时间，躺在公园的草地上静静地阅读，发呆，思考我未经思考的生活。而当初这类时间，多半是在开例会，政治学习，集体办公，应付教案，教学评比……总之是忍受行政干扰的无穷折磨。现在呢？我把那些干扰像抺蜘蛛网一样轻轻抺开了，而一心一意想教育。在这过程中，我常常体会到真理的亲切和思想的甘甜——你得承认，豁然开朗绝对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我问自己：读书时是数学高材生，怎么现在就只记得勾股定理了呢？想来想去，我得出结论：因为那些知识不是学来的，而是教来的。省去了至关重要的“学而时习之”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慢过程，随着时光的流逝，教来的知识当然就是水过鱼背，归于无形了。又比如，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学习，坚持写作，坚持进步，文章却只有小溪的清浅和活跃，而没有大海的深沉和气势呢？我很赞同朱永新先生的一句话：“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成长史”。从这个角度看，我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小时候没有读过为一生垫底的经典，在以后的学校生涯中，又一再错过了博览群书的良好时机，弄得如今人至中年，还得补读许多青少年时期就应该烂熟于心的书籍。这是教育给我生命带来的空白和缺憾。还比如，我问自己：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最终从事人文工作（教语文），是偶然还是必然？追根溯源，我的结论是必然。因为我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犯了错误，就按要求写了检讨书。谁知老师看后，发现遣词造句颇有文采，一高兴，非但没有批评我，而且将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这就是“伏笔”。我想真正的教育必然是有伏笔的教育，换言之，没有伏笔的教育断不是真正的教育。

  诸如此类的思考有如萤火虫，明灭闪烁，穿行于我整个的生活，而它们对我教学的影响，不用说是持续的，也是深邃的。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的人生最大的成功，乃是职业的成功。我能根据我自己的爱好、特长和教育观来自由地设置课程。我的这种“量身打造”的课程，由文言、围棋和博客写作三部分构成。为了阐明我的意图，我在《2012告全体弟子书》中这样写道：“我为什么不跟在学校教育的后面亦步亦趋，而以文言、写作和围棋为主要课程？这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我喜欢。在我看来，一个教师的课程设置应该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教师教授自己的特长，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公立学校却很难做到。二是，我深悟这三个东西都是绝好的东西。文言文沉淀了几千年，现代文才延续了几十年，二者本不可同日而语。我愿意说，中国语文是中国文言文，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写作——这里是指自由写作，则是一种修行。我提倡博客写作就是提倡自由写作和人生修行。在这方面，有的同学做得好，有的同学做得不大好，大家可以自行对照。至于围棋，行外人和行内人可能都会疑惑：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教起围棋来？我只说两句：第一句，本人是业余高段棋手，第二句，围棋跟高考无关，却跟人生有关——而高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感到非常自豪：在今日之中国，我竟然能用生活教育对抗功利教育，且能养活自己。我常对前来咨询的家长说：“在我这儿学的都是无用的知识。”而不少家长很快接话说：“老师，无用才是大用。”这一点可以说明：我们的部分学校教育不仅自闭于文化界、企业界和其他各界，还自闭于最关注孩子成长的各类家长！

  想起来胆颤心惊：半生一直为“不可以做什么”所掣肘，现在才开始考虑和实施“可以做什么”。呜呼！花不怒放，凭什么叫花？生命不展开，凭什么叫生命？

  我特别相信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幸福是人生唯一的事业”。现在我可以坦陈：我当初的离开，实际上是离开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结构。在一级监督一级，一级控制一级的政治生态中，位处最底层的教师，其尊严无从谈起。常听人无奈地调侃“世上就最浪漫的事，就是跟体制一起慢慢变老”，但我不愿意再等了。临走的时候，有同事劝我，都这个岁数了，何必呢？我笑道，只是怕将来开追悼会的时候，悼词过于单调。一言以蔽之，我离开体制是奔着幸福来的。是不是能得到幸福，我不知道。

  身为一位教师，我如今无疑是行在幸福的路上。假如要我拿出幸福的证据，除了前面提及的两个自由，我想我还得补充一句，就是过上了一种完整的生活。举例言之：我的“教研会”，多是在咖啡厅里跟家长一起“开”的。在这种情形下，你连某个孩子一紧张就嗅袖子的习惯都了然于心，又何愁因材施教呢？

  由此看来，所谓“完整的生活”，不只是一种民主概念、权利概念，也还是一种职业概念、效益概念了。简言之，就是一个人有了免于奴役和恐惧的舒适心态，才有可能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也才能把事情愈做愈好。这种情况，在相对复杂的脑力劳动中显得格外明显。这是常识。然而我们的教育常常与这个常识背道而驰，还越驰越快，越驰越远，以致我相信：只有坚持现在所走的路，才会有真正属于我的天地。

  链 接

  蔡兴蓉

  出版专著：《我不能沉默》《走在孩子的后面》

  人生哲学：生活是思想造成的

  教育理念：每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

  梦想：让孩子他妈也喜欢读书

  最喜爱的书：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2003年，湖北电视台曾以“另类教师蔡兴蓉”为题对他进行过专题报道。所为者何？迂也,怪也，犟也。

  迂。一次边读书边前往邮局，结果是把信投入了意见箱里；一次边读书边煮中药，直至满屋糊味，才发现药罐里没有放水；一次边构思边刷牙，总不见泡沫，跟着一阵恶心，才明白错把无色鞋油当了牙膏。应该说，正是这种年复一年心无旁骛的迂，造就了他深厚的文学和人文底蕴。

  怪。知识结构决定了教学风格。课堂上,他爱称学生“先生们，女士们”，私下里，学生却亲昵地称他“老蔡”，“阿蔡”,“蔡蔡”，“蔡青虫”（谐音）等；课堂上，他是语文老师，私下里，他又是围棋教练（他是业余三段）——他的教具永远比别人多一样东西：大型磁性棋盘；而且他从不把课本当“霸书”，也不把教室当“教堂”。他有自己的“三百方针”，即要求学生（高中阶段）在博览群书的前提下，学一百首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篇文言短文，还常带学生走进大自然。

  犟。这就惹出很多纷争。由于他的无视成规，有人说他是“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但他我行我素，一犟到底,还以相关的思想写出教育专著《我不能沉默》，读之者莫不以为奇。其中的一些文章，如《我是怎样成为另类的》，《遭遇荒诞》，《老师，您是知识分子吗》等，在教育界一再产生热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