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来自网络

    ■高毅哲

    凝视这张照片并不会有很好的心理体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伤疤。

    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四川省西充县某村村民欲驱离村里一位患有艾滋病的8岁男童坤坤（化名）。为此，数十名村民聚集开会，写联名信并按上手印，这其中包括作为坤坤监护人的爷爷。照片记录的就是这个瞬间：村民在按手印，坤坤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此前，8岁的坤坤已经失去了同龄的玩伴——村民们禁止自己的孩子和他近距离接触，也不允许他上学。当他走在大街上，身边会自动形成一个隔离圈，人们会保持和他几米远的距离，并用目光紧紧地盯住他。

    村民希望“甩掉坤坤这个包袱”，让村庄回归到他们习惯的生活轨道。对此，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得出结论，村民对艾滋病的愚昧，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然而，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本月另一件轰动的大事，当我们不经意间听到一个细节，我们是不是会突然意识到，这真的只是人们对一种疾病的愚昧吗？

    这件大事是呼格吉勒图案——案件本身已不必赘述——而那个细节是，呼格吉勒图的大哥在接受采访时说，二弟呼格吉勒图死后，学校老师指着三弟对全班同学说：“以后你们不要再和他玩了，他哥哥是杀人犯。”

    那是1996年。然而恍惚之间，我们好像看到了已经埋藏在1970年的遇罗克的影子。“出身论”消失在历史中了，但是它却摇身一变成为“血缘论”了吗？

    1970，1996，2014，在这44年的跨度中，历史显示出它的任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任性绝不仅仅是因为对出身、血缘或者一种疾病的愚昧，这种愚昧的本质，是对人本身的愚昧。

    有了犯事的亲人、因为一种疾病，个人就要失去他生活、学习、交友、发展的权利吗？法律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时不时耳闻目睹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不遵从法律，却遵从乡俗民情，遵从我们数千年来形成的社会心理逻辑。

    看着坤坤和呼格吉勒图三弟的遭遇，想着这长达44年的跨度，我们应该感到心悸。当现代化的进程在广袤的国土上迅速展开时，人们仍然看到，即便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些事情依然以同样的历史本质在重复上演。这些事件中，存在让人感到难以尽言的荒谬。村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奔着“善”而去的；老师不让同学和三弟接触，也是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然而当善良包裹的是愚昧的内核，却只能让人感到悲剧的色彩。

    我们不得不再次感受到肩膀上沉甸甸的重量。如果有什么事情被称为历史责任的话，那么我们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才能交出对得起历史的解答？我们再次感受到对教育的迫切。现代化的重心，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需要现代文明雨露的滋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没有比教育更为有效的手段。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就决定未来拥有什么样的国民。

    1970，1996，2014……也许历史还会任性下去，但请摁住历史的任性，因为钥匙其实已经握在我们手中。当教育体系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时候，它能同时传授给学生知识所代表的文明的高度吗？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应该有各自的答案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