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上海一学校举办“孝敬文化节”，800多名学生在父母前下拜磕头。拔下父母一根白头发，永远留念。学生和家长泪流满面，场面感人。有学者称，“90年前，孝道就被指为文化糟粕，我们在推广时要有所选择。”向父母下跪，到底是弘扬传统还是重拾糟粕？本期约发三篇稿件，以飨读者。

且慢吐槽跪拜父母

    ■叶雷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有异见很正常。对举办“孝敬文化节”的学校来说，也应该重视所有的异见，并吸纳其中的合理建议。对质疑者来说，质疑往往比建设更容易，更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片面但深刻”的形式出现。但是，建设需要承担责任，而质疑则往往不需要。所以，建设者应该淡定，要对异见进行鉴别；而质疑者，也应该尽可能做“建设性批评”，而不应该为了质疑而质疑。

    将“孝敬文化节”质疑为“作秀”，也没有错，但问题是，“作秀”有无必要，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所有的仪式都应该取消。仪式是有作用的，至少可以起到提醒、倡导、营造氛围的作用，但仪式不是万能的，以“孩子的恒久孝心、孝行”来质疑“孝敬文化节”本身，就是“矛”和“盾”没有对上。如果要否定“孝敬文化节”，正确的逻辑是，论证它有弊无利，或者弊大于利。

    至于说“孝敬文化节”中的跪拜、汉服，我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了这是在“节日”上，而不是在平时生活中，其具有特定条件和情境。实际上，古往今来，纵横中外，所有的正规仪式，都并非完全是生活化的，都有其特殊的形式。意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通过仪式中的“另类”来震撼心灵，让人们记住，并唤醒和激发人们的思考、反省。当然，在“孝敬文化节”中，是否有更现代、更好的替代方案，则是另一回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多人似乎对“下跪”已经片面化、模式化理解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屈膝跪下”，所以是违背自愿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表现。殊不知，“下跪”的意义远比这丰富，卑躬屈膝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仪式中的“跪拜”，体现的只是一种对特殊场景的重视，一种发自内心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而根本无关“是否平等”。如果说所有的“跪拜”有违“相互尊重、人格平等”，那么，“注目礼”、“鞠躬”、“举拳”等都应该被否定。

    一个人的品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形成合力，实效才会最大。对学校教育来说，弘扬传统文化和感恩精神，“孝敬文化节”可以是其一，而不是全部。家庭、社会，更应该思考如何与学校教育对接，即使“孝敬文化节”中的细节有诸多不妥，也不应该简单将其否定，而是应该围绕其正确的宗旨，进行“建设性批评”。在给其下结论、扣帽子之前，一定得调查，以事实说话，而不能是主观臆想。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书记、副教授）

感恩教育不能太功利

    ■许锡良

    直到今天，许多中小学还在办一些给父母洗脚、磕头之类的活动，以期培养孩子乖巧、听话、孝顺的性格。“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育儿观念从古至今就一直压在公众头上，成为代代相传的一个沉重负担。有学校举办所谓的“孝敬文化节”，并动员8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在父母面前下跪，背后无疑是传统的孝道理念在支撑。之所以会如此，说到底，还是认为孩子欠父母的太多。

    与西方父母相比，很多中国父母更喜欢用孝来管束孩子，孩子不是作为人的生命个体来尊重，而是作为私有财产被照管着。因此，很多中国父母多望子成龙或者望女成凤，期望越高，干预也就越多。孩子有希望成龙成凤时，父母的工作就做得很耐心细致；孩子没有希望出人头地时，父母便怨天尤人，甚至干脆就逃避父母的责任。

    其实，为人父母，就是要学会体验生养孩子本身所带来的乐趣，而不该那样功利。一个孩子被带到人间，确实是一件头等的大事。作为父母，从孩子诞生那一刻起，自身的生活就要发生根本性变化，父母应把这种变化看成是人生幸福的另一个开端。因而，作好为人父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是最重要的。看着一个新的生命逐渐在你面前快乐地成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形成自我，看着孩子哭，看着孩子笑，看着孩子胡闹，看着孩子犯一个又一个错误，看着孩子无助地看着你……这一切其实都是乐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其乐无穷的，自然不必再用跪拜这种形式来回报。

    孩子之于父母，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其需要的是尊重与保护。孩子不是父母炫耀的工具，更不是父母谋利的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有功利的教育心态，社会、学校里才会广泛掀起感恩教育，跪拜文化就有了市场，舆论也站在强势的父母群体一方，对孩子问责。当孩子从小就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压迫时，孩子的成长、发展势必都要背着一副重重的父母希冀的壳。父母只有以教育孩子为乐，从中不掺杂各种功利性因素，并有意将孩子的童年延长一些，让父母与孩子一起在童年中快乐地享受人生，这才是对孩子的真正负责。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华中师大德育研究所兼职教授）

传播孝文化别止于跪拜

    ■李涛

    关于该事件的深度讨论，存在几个焦点问题：一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之一的“孝”是否在今日中国还有价值？二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观念“育婴房”的新式学校是否应该公开传播“孝”？三是学校究竟应该如何传播“孝”？具体而言，“给父母下跪”的孝道传播仪式是否合理？正是对这三个问题发生了认识困难，所以才导致对事件迥然不同的舆论价值判断。

    传统中国社会中，孝道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具有正反效应：一方面，孝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整合功能，个体通过孝达成对家和国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孝发挥了负向的社会功能，在一个“口衔天宪”的长老社会中，孝本质上维系了浓厚的家国封建色彩，使个体权利话语难以生成。

    现代中国社会需要传播的“孝”本质上讲是“感恩”，这种“感恩”背后的价值观与“平等”、“自由”和“权利”的价值观并不冲突，这种被注入了现代性内涵的“孝”当然需要作为社会公共观念的“育婴房”——新式学校来传播，因此，学校公开化有选择性地传播孝道文化无可厚非。

    当然，孝的传播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连续教化行为，需要经过“知”、“情”、“信”、“义”、“行”等多面向的纵深习得过程，才能真正做到“内省”和“外化”。向父母下跪的孝道文化仪式只是间乎“知”和“情”之间的一个小环节，我们绝不能将仪式化中某个单一环节剥离出整个教化过程而武断地评价为作秀，也不能由此故意妖魔作为“感恩”内核的现代孝道传播，认为其是对个体独立人格和平等权利的背离。事实上，如果把向父母下跪仅仅看做是形塑以“感恩”为实质的现代孝道文化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将之理解为一个集体性的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无疑具有更多的价值合理性：仪式功能只是在公开化的“他者面向”中形成内在的角色管制和心理认同：一方面，通过角色管制，从外化的角度使个体剥离而再塑超越性的自我；另一方面，通过心理认同，从内在的角度实现个体对孝道的公开化表达和确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微观点】

     @阜曲二三里：到底是谁把“磕头”妖魔化了？向父母磕头怎么就成了互相不尊重了？孩子向父母磕头是对父母的尊重，父母接受孩子的磕头是对孩子的尊重！

    @没名儿挺好：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孝一定要用这种明显降低一方人格作为表达方式吗？孝就一定要先分清尊卑长幼吗？就不能有更深入、平等的思想交流方式吗？

     @系辞管窥：没有内容只有形式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不过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值得肯定。以孝为载体的中华文明要续接上并沿续下去，任重道远！

     @自贡社保陶永康：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也无可厚非。但我更希望我和我儿子之间，除了亲子之间相互尊重之外，更能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陪他成长，分享他成长的苦趣与乐趣，那种把我当最信赖朋友的感觉，好自豪！

    @小小坏小孩：我从来不让我家小孩下跪，父母也不让我下跪，孝心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陪他说话看电视更有用，什么下跪，我的孝心还没这么高尚。

     @葩葩尊：其实，不管下不下跪，只要能让学生们真正的从内心感恩并加以行动就行。不走形式不作秀！

    以上网友言论摘自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