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程尔奇

  以古礼为旨归

  清代礼学十分发达，清儒的礼学考证工作，已臻于细密入微的地步。但学术总以百年为升降，以今天眼光来看，我们或许会对清代考证学者不厌其烦的文字争辩感到不解，甚至不屑，但若以当日学人解读当日之学术，则考证性文字背后实隐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然而，因为考据汉学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思想”无涉——章太炎、梁启超、钱穆、路宝千等均有类似观点，以至其思想性的一面多为人所忽略。余英时先生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曾提出，“清儒所向往的境界可以说是寓思于学，要以博实的经典考证来阐释原始儒家义理的确切涵义”，但由于“清儒所面对并关切的问题正是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统”，所以对“知识”的追寻使得“思想”的面相易为人所忽略。但“就清儒来说，如何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复原始儒学的真面貌，其事即构成一个最严肃的客观认知的问题。”汉学家擅长考据，但考据之目的在于恢复儒学真貌，部分学者尚有实践儒学的诉求，而非“为考证而考证”。只不过从方法论的层面，清儒从文字、声韵、训诂等入手，以考据之法来吐露其“思想”，而非如宋儒以口义等直接形式宣讲理念。而且，清儒考据经典古制，决非停留于知识的层面，也不是内化为心性、信仰即止，如学者张寿安所说，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故清儒考礼、议礼，有其经世思想的意味，且这种经世的意蕴不但体现在恤党周里、约乡正俗等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上，其考证本身实有一种相对虚指的“行礼”之诉求。之所以如此，就学术源流观之，清代汉学家多以东汉学人为重，小学尊许慎，经学尊郑玄，而东汉是礼学特别是古礼学集大成的时期。由于河间献王在搜集古书方面的贡献，以及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恢复古礼特别是天子礼这一西汉礼学相对缺失的环节，使得行古礼的诉求得到加强。如刘向在《五经通义》中说：“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可见他十分注重考察天子行礼之缘由与功能。清代汉学家以行古礼为指归，与学尊东汉正相符合。

  诚然，清儒考证重在“闻道”，如戴震曾说：“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唯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其并未特别提出将古制、古礼施行于今的想法。但细察之即不难发现，清儒中复古礼、行古礼的思想传统其实始终存在，且此亦不失为“闻道”之途径。清初学者毛奇龄在自叙学礼历程时就提出“说礼者，行礼者也”的看法。其后，治礼经颇有心得的程瑶田更把行礼与“为仁”等同起来。圣贤制礼，为后人留下规矩，只有能行其礼，才可谓“为仁”。这就把行礼提高到儒者之立命这一层面上来。

  清中叶的复礼之说

  清中叶“以礼代理”思想的代表人物凌廷堪，论“复礼”之说颇详，也很强调“行礼”的实践，曾说：“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可凭矣”，“盖道无迹也，必缘礼而著见，而制礼者以之；德无象也，必藉礼为依归，而行礼者以之。”此处所言“行礼者”，盖泛指依循圣人所制之礼而行事之人。可见凌廷堪深研礼制的目的，除了考求制礼者的本意以外，如何行礼也是其关注所在。

  嘉道以降，安徽绩溪学者胡培翚承此传统，考证古礼，努力以古喻今，用古代伦理法则来经理现实，试图把对古礼的考求落实到实践的层面，体现出内心对“行礼”的渴望。

  胡培翚乃徽学后进，精于礼学，又及凌廷堪之门，其思想受到程、凌等人的影响。所以他研究礼经，十分关注古代礼制的原貌，自称“曩读《毛传》，叹其精博，不独训诂为诸家所祖，即古制藉以留存者亦不少。”他还并非简单研究古制本身，对于如何行礼，也颇措意。在写给别人的信中，他说：“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可知其留存古制之冀望及问礼、行礼之命意。与胡培翚同时代的洪颐煊也说：“礼经莫大于宫室，宫室不明，则古人行礼之节，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处。”另一位浙江名儒黄式三论《大学》之时，亦尝言曰：“格物不外于穷理，穷理不外于学礼……以礼节喜怒哀乐之中，即好恶之矩也。絜矩以公好恶，所以行礼也。”

  不但在理论上提出“行礼”，一些学人还在实践中进行尝试。黄式三之子黄以周因友人拟建精舍，想到自来学者考证古代宫室制度，“率皆纸上空谈，未尝经营其事”，所以建议以古宫室之法进行构建。因为黄以周对古礼至为精通，撰有《宫室通故》、《明堂通故》等书，可谓专家，故很快开始谋划，并已经到了绘出房屋样式，与工匠共同设计讨论的地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竟发觉难以尽如古氏，从而对古礼有更深切的体会。与黄以周相似，晚清大儒俞樾对胡培翚有关燕寝之说曾予以批评，但俞氏亦表示“他日南中肃清，得归卧乡山，拟于南埭旧居改造先祠，即依古制为之，计所费亦不多，未知能如吾愿否？”可见，尽管复兴古礼难于实施，但丝毫不能妨碍清季汉学家们对行古礼的诉求。

  对传统儒学的认知

  胡培翚之所以有较为强烈的行礼诉求，还需要结合其对于传统儒者角色职责的主动履行来认识。《荀子》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种观念对于包括胡培翚在内的士人都是有影响的。而这也可以从胡培翚在约法乡里的实践活动及其对于家国大事的论说中得到证实。其在《井田论》中曾希望乡绅能够按照古制推行管理之法。他说：“善法古者，不袭其迹，唯其意。今井田即不可复，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之也。”在胡培翚看来，井田古制的基本设施今已不存，但古意可法，古法可施。只要能将古礼行于今日，即能臻于治象。这些设想，可以视作胡培翚“美俗”的理论探索。而其所撰《上罗椒生学使书》，则明显映射出其“美政”之期待。信中说：“忆培翚从事《礼经》，自戊辰始，经今四十余年矣！中间科举仕宦，消磨岁月，书迄未成，然翚之始志思欲效用于世，自历户曹，即谓国家之根本在是……犹念《仪礼》实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其中《冠》、《昏》、《丧》、《祭》，切于民用，进退揖让，昭明礼意。若乡邑中得一二讲习之士，使众略知礼让之风，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培翚所以急欲成书也。”从这段话中，我们竟然发现学术思想与社会关怀多么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这与胡培翚的经历有关。他早年供职户部，曾因捐纳人员的“假照案”被弹劾镌级，有不快经历。然彼时始终“思欲效用于世”，唯其未能如愿，遂退而著书，但其意仍在“用于世”，即所谓“使众略知礼让之风，即可消兵刑于未萌”者。有如此怀抱，又无由实现，故表面上谈乡俗之事，但“消兵刑于未萌”一语，足见深具更高、更深的家国关怀。作为一介读书人，暮年仍有此“出位”之思，且言甚急切，其行古礼以经现世的强烈愿望，实昭然可见。

  清儒对古代礼制花费如此功夫进行考证，并非纯粹以“知识”的追求为目标。他们在丰富材料之间寻找关联，竭力还原古制真貌，是为“考礼”；诸家就同一问题反复论辩，是为“议礼”。同时，在学者们竭力“考礼”的背后，还蕴藏着“行礼”的思想诉求。这些均为其研寻“义理”以“经世”做了铺陈，反映出汉学考据思想性的一面。与恤党周里、约乡正俗等礼学社会实践相比较，“行礼”更多表现为一种意愿、倾向或旨趣，如程瑶田、凌廷堪、胡培翚、洪颐煊、黄式三、黄以周、俞樾等人，在考证论辩的基础上，努力将古制、古义施于今日。其实现的可能性及愿望的迫切程度固有不同，但大义皆在“行古礼、经今世”，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内心的所期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