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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从2005年1月开始，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聘了11位该项制度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目前，除陈曦率先转为终身职外，目前在岗的其他8人工作也很突出。他们的表现让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改革者相信，这项制度完全可以在中国实行。

  第一个吃“螃蟹”

  朱邦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与黄昆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从2003年4月到2010年7月，朱邦芬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他在接受系主任工作前，要求学校批准物理系实行这项新制度，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即新招聘的教师实行终身教授预备制。

  在朱邦芬看来，为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这一制度，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使得已取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拥有较大的学术研究自由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年轻教师能在较大的工作压力下取得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另外，经过预备期的磨合，有利于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

  朱邦芬在接受采访时说，物理系在开展这一制度的试点中，曾遇到困难和质疑。他们曾花很大力气选中的几个优秀人才，经过反复衡量，最后还是选择了别的地方。

  到底要不要坚持？当时的物理系领导认为，从中国发展的趋势判断，愿意到清华工作的青年科学家会越来越多，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清华大学教师的准入标准也应该越来越高。

  “基于这一判断，物理系坚持实行改革，只是对原有制度进行了一点修正，也可以说，是一种妥协。”朱邦芬说。修正后的制度改为，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清华百人计划教授将直接聘为终身职教授。

  新制度下，教师的聘任完全由物理系学术委员会和全体教授会决定，充分体现了“教授治学”的原则。教授们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不少教授积极主动参与聘任人选的选择工作。

  新制度的实施，对物理系原有的教师队伍产生了不小的触动。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比较参照的同时进一步深入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积极主动和独立地开展工作。物理系也为他们提供了发展锻炼的机会，努力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一批优秀学者从中成长起来，其中不乏“长江计划”学者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近年来，物理系师资队伍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目前，物理系82名教师中共有中科院院士9人、长江特聘教授7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0人。

  此外，2003年以来，清华物理系坚持不聘用刚毕业的、自己培养的应届研究生和新出站博士后；清华毕业生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后，真正表现优秀的再引进回来。这样既避免了“近亲繁殖”，也保证了新聘教师能够独当一面、自主开展研究工作。

  终身教授预备制是否可以推广

  终身教授预备制开始被国内大学使用，是基于怎样的原因？它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壤？

  朱邦芬认为，目前国内大学教授的含金量一般来说还不够高，很多在国外读了博士或博士后的年轻人，如果研究做得还不错，回到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就直接给教授职位。但是，这些人在国外做得好的研究工作是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还不是独立完成的，在自己独立研究后能否提出好的科学问题，能否取得好的成果尚需考验。因此，经过几年的终身教职预备期的考核和磨合，留下的教师的学术水准、研究的活跃程度、独立研究的能力一般来说比较优秀，有利于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当然，也要看到，终身职制度也有缺点，主要缺点在于取得终身教授后压力减轻，有人甚至称之为“一劳永逸”，一些人的工作效率和勤奋程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经过多年的博士和博士后的努力工作以及6年预备期的拼命工作，勤勤恳恳工作一般已成为终身教授的生活习惯。另外一个缺点是，由于较大的压力和时间限制，新教师往往在预备期选择做一些短时间能出成果的研究。

  “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早晚也要走这条路，能否建成一流大学取决于是否有一流师资队伍。清华大学与国外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就在于教师，未来我们要逐步做到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竞争年轻学术带头人。”朱邦芬说。

  在当今中国的国情下，人事的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新制度突破了现有的体制，需要配套的措施和制度。朱邦芬说，学校的人事处、研究生院等都给予了足够支持，清华大学的院系具有相对大的独立性，学校只是宏观控制，具体怎么做，各个院系也在各显神通。他在做理学院院长期间，数学系、化学系，还有当时属于理学院的生物系，都有改革的积极性。在具体操作中，有些系适当变通了一下，比如，助理教授的名称吸引力不够，改为“特别研究员”。

  不管是助理教授，还是特别研究员，这项改革已经在清华大学切切实实地做了起来，并且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

  这项制度在高校之外也是关注热点。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最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举行的活动上说，如果成为某中国高校校长，可以改变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引入国外的终身教职制度。

  当然，从学校内外环境来讲，这项制度在中国的落地都更为艰难、复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金拓在他的博客中提到，终身教授是用预备期间或之前的学术成果、基金贡献和承担多数人惨遭淘汰的风险而换来的。所以说，终身制其实是一个对年轻人极为残酷的制度。北美实施这项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大量的外来博士和博士后已成为能够施行这项制度的先决条件，即使被淘汰出局，仍有不错的前途，可以去美国的公司或回国参与竞争，而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多少足够聪明的本国年轻人愿意赌一把呢？

  “并不是说这项制度不好、不能搞，而是告诉盲目地向往这一制度却不了解其中的难度的‘青椒’们：事情没有那样乐观。”金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