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钱海涛 张雯怡

  张培刚走了。2011年11月23日14时，这位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停止了呼吸，他终于能够安详地躺在床上，默默回顾他98年的坎坷人生。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武汉大学历史上著名的“四个一”学生，夺得“大卫·威尔士”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曾经的珞珈“哈佛三剑客”之一……

  忆及1980年在北大听张培刚先生作外国经济学说的启蒙讲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版张先生在哈佛得奖的论文。听众中的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先生大有‘来历’毫不知情。不过听他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讲解外国经济学说，实在很有味道。他对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知之广博又融会贯通。尤其讲到农村经济，他在理性的叙述中透着感情，对我们有很强的吸引力。”

  的确，经济学家张培刚的传奇故事，了解的人并不多，但是提到他的学术成就时，许多我们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赞誉——

  厉以宁说，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人。

  谈及张先生的贡献，胡鞍钢认为，在写《农业与工业化》时，张培刚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可以说早在多年前就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铺垫。他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是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是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人。

  武汉大学的“四个一”学生

  从年轻时开始，张培刚就在创造着各种第一。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他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David Wells Prize）的中国人。

  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他一边放牛、砍柴、插秧、割稻谷，一边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

  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从小就在张培刚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村里的孩子们为了比谁家富裕，吃饭的时候把饭碗里的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的菜叶泛起的油花多，结果大家的油花都不多。

  张培刚从小学习勤奋。1925年春，小学毕业后的张培刚告别家乡，进入当时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学习。1929年春，只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张培刚又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第二年顺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除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外，张培刚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走遍了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

  在论文中，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即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而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直接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

  拿下“小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1941年4月，张培刚成为全国16名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的学生之一。7月，他从云南出发，经重庆飞到香港，再转乘邮船抵达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后改学经济系。

  1943年冬，张培刚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他选择《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他每天一泡就超过12小时。张培刚曾回忆说，当时自己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的参考书200多本，研究了180多位经济学家的论文。

  1945年，张培刚写完了在世界经济学界具有拓荒意义的《农业与工业化》，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张培刚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际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这篇博士论文的。”

  在此之前，世界上尚无一本系统著作，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农业与工业化》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曾盛赞，该书是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1951年，该书还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张培刚以Peter Chandler为化名参加了“大卫·威尔士奖”的评选。他的论文被评为1946年至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号称“小诺贝尔奖”的“大卫·威尔士奖”（David Wells Prize）。这个荣誉是哈佛大学建校800多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人。

  接到获奖通知时，张培刚高兴极了。一直以来，留学美国的他总是憋着一口气：“我可以跟洋人比，我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更强。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不弱于你们，甚至可以强过你们。”

  张培刚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张伯伦（E.H.Chamberlin）获得，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位中国的留美学生获得了这个奖。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那位同学，正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伦。

  一位“背钢枪”的“工头”

  1946年，张培刚婉拒了哈佛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放弃了联合国月薪高达600美金的美差毅然回国。他说：“因为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哈佛三剑客”。许多学生都因看了招生简章上张培刚的介绍而慕名报考武汉大学。

  但令张培刚没有想到的是，随后而来的是近30年的曲折人生。渴望学以致用，大展其才的张培刚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数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被安排在一个远离经济学研究的岗位上。他的学术研究，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熄灭了。在张培刚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多年中，他忙着养牛、种地、盖房子，几乎与世隔绝，曾经在哈佛的那段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组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张培刚当时还在北京学习，有人推荐他担任包括华中工学院在内的三院建校筹委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

  一纸委任状从此改写了张培刚的人生轨迹。他由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工头”，他工作的地点从神圣的学术殿堂转向了人声鼎沸的工地。后来，经济学家张五常评论此事说：“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就是大材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的人才。”

  1956年的一天，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Peikang Chang。中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后来经指点，两位学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华中工学院，见到了正在工地上当“工头”的张培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培刚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大肆批斗、抄家，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赚钱买来的大量外文书籍和重要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被毁。曾给他带来骄傲的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因此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系列罪名。就在张培刚因为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在不停接受批判时，美国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再次出版发行，他的外国同行们的学术研究正如日中天。

  曾与张培刚同样获得过那届“大卫·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又以“发展经济”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个观点张培刚早在20年前的论文中就已提出来。外国同行们的履历上添上了一笔又一笔闪光的荣誉，而张培刚的履历表上关于那段岁月的记录，只有简单的7个字：文化大革命，劳动。

  张培刚曾经接受劳动改造的村子里，有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位带着眼镜的张老师。村里常用的独轮粪车最难推，有几百斤重，但是文弱的张培刚一下子竟能推出好远。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张培刚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自己微妙的处世哲学，“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文字中不乏唏嘘和无奈。

  “反动权威”的“牛肚子”理论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年过六旬的张培刚终于重返学术舞台，在华中工学院开设了经济学专业。他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1978年，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编撰，主修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随后，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给国人。张培刚以和他年龄不符的干劲与超乎寻常的热情，通过著作、讲学、频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全面介绍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卧病在床的张培刚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却一直“雪藏”的《农业与工业化》，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将其修订、整理出版。这本在国外早已得到广泛赞誉，在中国却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作终于有了中文版。张培刚的大名在那段时期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频频提及，《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也在沉寂多年后逐渐引起了重视。当时，距离张培刚完成这本著作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

  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刚认为，张培刚在写《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他认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了张培刚提出的这个理论，早在多年前张培刚就已经作出了理论铺垫。

  曾把刘易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的清华大学教授梁小民认为，张培刚在书中主张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要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而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观点比刘易斯更具前瞻性。刘易斯本人后来也对自己曾主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观点有所反思。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有学者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快要“死亡”了。而此时，张培刚却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