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他撰写了论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随后在1992年的著作《新发展经济学》中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年近八旬的他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经济学领域自成体系，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这一时期，张培刚联系农村生活经历，提出了著名的“牛肚子”理论。用一个浅显的比方生动地诠释了“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他是这样说的：“小时候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掉到泥潭中。为了把牛拉出来，大家使劲牵牛鼻子、拽牛头都不管用，牛身子还是越陷越深。但当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后，再一使劲，很快就将这头大牯牛拉出了泥潭。”

  他认为，中国很大，上海和沿海地区就是牛鼻子，广大的中部地区是牛肚子，重庆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中国的经济发展地域差别非常大，西部最为落后，中部较为先进，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最为先进。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扯牛尾巴，牛肚子却依然坠在地上，是没有用的。区域经济不能差别过于悬殊，要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尽快使中部崛起。否则就像拉陷入泥潭中的大牯牛一样，使劲的部位不对，劲越大，牛反而陷得越深。

  张培刚的老年生活是平静的。每两周一次，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开研讨会，他坚持了20多年。他的弟子、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建华回忆说：“张老一直在参加双周研讨会，直到90岁，活动实在不方便了才停止。”学生把张培刚看成是“镇院之宝”。

  在学术上，张培刚强调的是创新，他认为搞学术就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创新，不能只跟随别人，当然创新也要有依据。张建华始终记得张培刚说过的话：“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

  除了带领学生进行课题研究外，张培刚每天都看很多书，读武打小说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甚至会计算各个门派在决斗中死了多少人，在书页上写下很详细的备注。

  1998年，张培刚得知，申请了多年的博士点被批准了。当时，他已经85岁，以如此高龄成为博士生导师在我国绝无仅有。

  2006年，为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以及整个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张培刚以93岁的高龄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基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同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发。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年近百旬的张培刚亲手为第三届获奖者、来自他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帕金斯（Dwight Heald Perkins）颁奖。

  历史距离张培刚最辉煌的那刻已经过去了60多年。胡鞍钢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请他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正如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所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记者手记：大师的背影

  没想到，对张培刚先生的采访，从头到尾竟持续了近一年。

  还记得去年的腊月，一个难捱的阴冷冬季。在武汉的同济医院终于见到了他，这个97岁的老者似乎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多数时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

  这个深陷在沙发里的瘦小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来访者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坐在旁边当起了他的“传声筒"。

  老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老人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留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他喜欢听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哪怕生活费捉襟见肘。当年，32岁的他，凭借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大卫·威尔士奖”，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东方人，后来被中国的学者加上了“发展经济学之父”的桂冠。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老人用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地说：“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其他的似乎不愿多说什么。

  他的书房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这副对联，是张老对自己一生为人治学的自勉，更是表达一种豁达的胸襟。

  （程墨）

 延伸阅读

我的大学 我的老师

■张培刚

  1930年秋，我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那时法学院教师阵容极强。就经济系而言，著名教授及其开设的课程有：周鲠生（宪法、国际法，法学院共同课程），杨端六（会计学——含成本会计、货币银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财政学），刘秉麟（经济学、货币银行，经济学说史），陶因（经济学），任凯南（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李剑农（中国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朱祖诲（统计学），张竣（国际贸易——含海运保险）等，可谓极一时之盛。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教学，有三大特点：第一，教与学极其认真。那时经济系的教师，大多数留学英国，只有陶因师留学德国，而周鲠生师除留英外，还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学风和作风踏实认真，注重基础，人人国学功底深厚，撰写讲稿和发表文章水平极高。这对青年时期的我影响极大，终生奉行不渝。第二，理论与实务并重。比如设置的课程，既重视理论课程，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等；又重视实用课程，如会计学、成本会计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等。因此武大经济系毕业的学生，一方面，不少是在大学讲授经济学或经济思想史课程，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在国家机关或实际部门担任会计或统计工作，不少还担任大型国营工厂如钢铁公司、机械厂、造船厂等的会计主任或会计处长。第三，那时武大法学院的经济系在课程设置上，还有一重大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法学课程，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宪法、国际法外，又有必读的民法概要、商法、保险法、劳工法等。

  我在武大经济系本科四年，年年得系奖学金，毕业时得法学院奖学金，这段勤奋学习的岁月，确实为我后来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从事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研究并取得较优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中还要着重提到，为我们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任凯南老师。我记得，任师讲课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激昂处，喜用口头禅“满山跑”。任师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堂外阅读英文参考书，主要是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任师见我读书用功，特从自己的书库中，拿出英国瑙尔斯(L．C．A．Knowles)女教授撰写的一本英文名著《19世纪产业革命史》(伦敦，1927年版)送给了我，让我细读。在大学毕业前的一两年内，我确实挤出时间将该书读完。

  任先生讲授的这两门课，加上阅读有关的英文参考书籍，使我开始认识到两点：第一，像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除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兴办现代大工业之外，别无振兴经济之道。第二，我从老师的讲课和自己阅读欧洲经济史的书刊中，得知在城市大工业兴起过程中，却引起乡村工业纷纷破产，加上不断圈地使土地兼并之风按踵而来，又使得广大农民失掉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街头，景象十分悲惨。因此，我不断思考，终于又得出一条崭新的思想：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必须实行农村工业化。这一思想体现在两年后（1935年）我发表在胡适之先生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的《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与此同时，也使我初步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还必须借鉴于西方。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担任过武大校长的周鲠生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法学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宪法和国际法。在我的记忆中，周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一进教室，首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先生担任武大校长。周校长有孕育栋梁的博大胸怀，爱才、惜才，也善于大胆启用青年人才。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尚未毕业，他到美国，就预先聘我和吴于廑、韩德培三人学成后到武大任教。后来我们三人就被称为“哈佛三剑客”，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我还邀了一批国外留学生相继回国到武大任教，曾给董辅礽说过：“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师资最整齐，最年轻，水平超过南开。”

  （摘编自张培刚2007年9月《感恩母校 怀念老师》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