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改变战时教育无计划的游击作风，建立正规教育体制，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解放战争后期，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与华北的解放区开始了教育正规化的探索，尝试对教育方针与目标、学制、课程设置等作出明确规定。伴随着共和国的新生，这些宝贵的“正规化”经验在全国中小学的改造与发展中，在新中国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俞水

  1948年8月，人民军队势如破竹，三大战役打响在即。

  一批华北解放区的教育干部，有的坐着板车，有的步行，从华北各地陆续赶往河北省正定县。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军团的轰炸机，不时在近空盘旋，但他们丝毫没有放慢脚步。

  25日，这40多名各行署、各市教育行政负责人，中学、师范学校校长代表如约而至。在一个摆有几排长椅的中学礼堂里，“华北中等教育会议”热烈而又朴素地召开了。

  村里的孩子见来了这么多陌生人，挤在外面看热闹。这些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会议与他们的未来密切相关。因为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教育正规化”——改变战时教育无计划的游击作风，建立正规教育体制，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为经济与文化建设培养人才。

  与此同时，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正热火朝天地在哈尔滨召开，与会教育界代表也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教育正规化”议题。

  正是这两个规模并不大的会议，日后被形容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华北与东北教育正规化由此开端，此后在华北与东北展开的轰轰烈烈的中等教育与小学教育正规化，完成了这两个解放区从战时教育体制向正规教育体制的重大转变，为建国后全国中小学教育的改造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从此，新民主主义教育展现出一幅新图景。

  酝酿改变战时教育体制

  “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学生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把功课学好”，“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服从教育计划”……

  1948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上，一再要求大家对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观点统一思想。此前的解放区教育，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1946年年底，在抵御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土地改革运动在东北与华北的解放区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

  “老百姓，把身翻，斗地主，分田园，大家组织起来大生产。”在东北、华北的解放区，类似的顺口溜每个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

  “教育要为自卫战争服务、为土改服务、为生产服务。”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解放区的普通教育，不仅教育内容尽量反映自卫战争、土改与生产，师生们也身体力行投入到这一历史洪流中。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这样记载那个特殊年代的教育片断：

  1947年春到1948年春的一年时间里，晋察冀边区联中就曾3次发动学生集体参军。边区教育处长刘皑风亲自到校动员，100多名师生奔赴前线。

  1947年冬，晋察冀边区联中师生又积极投入土改运动。学校成立的土改运动宣传队，通过屋顶广播和黑板报宣传《土地法大纲》，学生们忙着量土地，为农民忆苦会当记录员。

  晋察冀边区第六中学则提出了“以生产养学校、劳动建校”的口号。师生们纺线、做鞋，开荒种粮、种菜，修建教师宿舍，平整体育场，建设校园。

  在华北，从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仅参加人民革命战争和解放区各种建设工作的中学生、师范生就有3.6万多名。

  配合战争、土改、生产的教育实践，不仅在解放战争初期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推动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和农村生产问题的解决，也使许多学校克服了物质困难，更多贫苦学生得以入学，并在各种运动中受到了教育。

  然而，战时教育体制也表现出一系列弊端：游击作风，无计划、无制度。中小学着重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军事教育和劳动教育，花费大量时间组织学生配合中心工作开展活动，挤占了相当一部分教学时间，使学生的文化学习受到影响。土改中，还一度出现了“左”的倾向，一些地主富农家庭的师生受到排挤和打压，教育工作受到了消极影响。

  1948年7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解放区要承担起“生产建设，支援战争”的新任务。战时教育体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

  对于当时教育面临的任务，1948年10月的一篇新华社社论这样表述：“要求教育培养出大批政治上进步的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和基本科学知识的人才，来补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以往，解放区解决这个任务的办法是开设短期的政治性学校或训练班。我们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解放区已有的中等学校来训练大批人民事业所需的人才。”

  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一场改变战时教育体制的教育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建立正规教育制度的时候到了

  1948年9月，第98号《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电头为“本报特讯”的消息——“纠正过去偏向 确定今后方针 华北开中等教育会议”。

  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农民教育科科长，日后曾任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的皇甫束玉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会议。

  今年已经93岁的皇甫老回忆，会议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晁哲甫、副部长刘皑风主持。晁哲甫在会上讲，大家先谈谈成绩，再谈谈问题吧。其间，问题谈得多一些：

  豫北中学，组织了3个学生工学团，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结果一学期只教了3篇国文，还是当政治课讲授的。

  冀中第一中学，两年来在学习中被抽调出去工作的学生有1500余人，学生学习时间都未超过一年。学校经常忙于招生编班，无法有计划地使学生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

  某些学校不管讲什么课都要联系政治，甚至讲太阳也要研究它的阶级性。

  大家把问题总结为：没有足够重视中等学校的文化课教育，没有改变过去游击环境下中等学校的训练班性质，学生流动性大，政治课程对中学生有颇不适当的地方……

  会议召开时是8月25日，闭幕时已是9月5日，讨论了小半个月，大家统一了思想——建立正规教育制度的时候到了。

  首先要明确教育方针和目标。会议规定，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为共和国培养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及基本科学知识的人才，使学生毕业后，经过一定的专门训练即能参加工作，或者继续深造。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小学师资及初级教育行政干部。

  “除了明确中等教育的目的，会议核心内容，就是加强文化课学习，建立正规学制。”皇甫束玉回忆道。

  为确保加重文化课，会议明确规定，文化课要占90％，政治课只占10%；全年实际上课时间不少于36周，每周上课时间不少于24小时，自习时间以18至20小时为原则；学生停课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产、演剧，3天以上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对于学制，会议规定，一般实行“三三制”，即初中3年，高中3年。为了照顾当时的需要，中学可附设一年制中学班，主要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由于急需教师，师范学校设三年制和一年制两种。这种具有过渡性和灵活性的学制，把中等教育的长远需要与目前需要恰当地结合了起来。

  会议还确立了毕业制度、放假制度、考试制度等，并对校长负责制、中等学校组织机构等进行了商讨。

  课程设置也得以明确。如中学有政治常识、国语、数学、史地、生理卫生、理化、体育、美术、工艺、音乐、自然等课程。各课程授课时数被明确列在了课程表里。

  会后，代表们的商讨结果以《华北区普通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华北区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等文件的形式，为战时教育转变为正规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就在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召开期间，东北教育界也召开了一个扭转教育方向的重要会议——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出席会议的教育界代表讨论的主题也是中等教育正规化问题。

  会议结束时，董纯才在题为“前进一步”的总结讲话中提到：“学校是教育场所，应制定正常的教育计划，建立正常的学习生活。”10月10日，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等教育的方针与目标、学制、师资、课程设置等正规化问题被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东北解放区教育向正规化前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48年10月16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的社论。社论指出：“现在各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以华北和东北的条件为最好，所以他们能举行教育会议，解决中等教育的许多问题。”

  当时，西北和晋绥在战争与灾荒之后，学校正在恢复中；华东在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后，正在积极恢复；冀辽热地区有严重灾荒；中原仍是战区。

  正是这样的客观战局，使华北与东北以先行者的姿态拉开了教育正规化的大幕。

  必须解决好中等教育的四个问题

  对于《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这篇新华社社论，熟知新闻史的人也许并不陌生。新闻界至今流传的毛泽东修改标题的故事，正与其相关。华北解放区召开中等教育会议后，一篇题为《关于中等教育问题》的新华社社论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他将标题改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并作出批示：“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事实上，这篇社论刊发后确实起到了“引人注目”的效果，文章中提出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教科书、师资、经费”这4个要办好中等学校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被各级政府层层传达，成为解放战争后期，华北与东北教育的中心工作。

  首要难题是师资。

  在华北解放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1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培养锻炼出不少中小学教师，但由于战争各方面急需干部，不断从学校抽调教师到其他部门工作，教师队伍一直不稳定。同时，一些教员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待遇。土改中，农村斗争的一套曾被搬到学校，又损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土改后，农民出身的教师增多了，虽然觉悟高，工作积极，但文化水平一般不高，不能胜任。在东北，教师队伍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为此，根据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及现实需要，华北中等教育会议与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都提出了解决中等学校师资问题的办法：第一，尽量任用原有教员。第二，对现有的一部分教员，进行必要的补充训练，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第三，设法训练新的师资。东北解放区还明确规定，中学师资由东北大学培养，小学师资由各省办师范学校培养。

  教科书的重要性也十分明显。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延安因写作和翻译科普著作而闻名的董纯才，对教科书的编写极为重视。在他看来，教科书是教学中体现教育内容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办正规学校，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是新型正规化还是旧型正规化”。当时，东北解放区已进入建设阶段，以前的教科书，或程度较深，或观点陈旧，有些内容不切合学生的实际程度，不符合需要，必须改变。东北解放区提出，改变的原则是结合实际，为生产服务。

  在经费上，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和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虽然仍处于战争时期，教育经费很困难，但各解放区政府要在预算中划出一部分确定的经费为教育之用。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明确指出，在学校遇到困难时，仍提倡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但前提是“不妨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