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世响  

  中国近代的教育，一直在扫盲与启蒙上挣扎。时代发展，益发强化着扫盲与启蒙。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家如晏阳初等进行的平民识字运动，早期觉悟的知识分子严复、孙中山等用旧文化对国人的启蒙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叙事。

  扫盲与启蒙有两个意思，一是识字，二是思想解放，其核心是思想解放。识字和思想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思想解放是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对人民全身心的改造，特别要把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人类的思想上理解。知道文字所蕴含的思想，懂得文字的意思，既要懂得文字的中国意思，更要懂得文字的世界意思，才叫识字。即使今天，即使博士、教授，也未必知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什么意思，也未必知道人、人民、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伦理、科学、国家、现代化、共和国、劳动是什么意思。中国近代就是围绕着这些字眼进行扫盲和启蒙的。

  “扫盲与启蒙”属于民国教育话语体系，“改造”属于新中国教育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受教育者，教育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是所有人。毛泽东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新中国的前30年，以社会教育统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精神实践，“改造”是教育的根本精神。

  民国教育家的身份，是代表社会道统的士，用西方的话说，是知识精英或者社会的良心。

  民国的“普罗大众”和“平民”、“庶民”、“劳苦大众”、“民众”、“劳工”等概念意思相近，在当时既是学术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当时的知识精英不在普罗大众之列，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布尔乔亚”或者“小布尔乔亚”。然而，他们是既有学识又有深远的民众情怀的饱学之士，他们用教育造就公民，带领人民走向新文明。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