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画面上消费得越多，在实际生活中享受得就越少；人们创造了无奇不有的电子画面，却使自身的心理世界变得更加畸形；一个人奉献、凝聚在电子媒介上的劳动越多，他的生命本身就更加匮乏和无力。这是信息传播技术造成的“形象异化”。

  ■刘士林  

  由于文明时代本身固有的二律背反——即恩格斯所说的“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的普遍存在，在任何时代，人类对真实和真理的认识与把握，也总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既遮蔽又澄明的到来”。

  揭示被遮蔽的根源

  麦克卢汉的忧患与慧识

  有媒介社会之称的当代也是如此。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直接推动了社会走向开放、透明和公正，但另一方面，以图像制作和传播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创了主体用以认识真理的理性机能以及用以超越现实的自由意志，并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新的“思想愚昧”与“心灵黑暗”。这是人类在媒介文明时代巨大的“退步”。就此而言，如何破除媒介社会的“愚昧”与“黑暗”，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启蒙主题和现实需要。

  尽管在现实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中，遮蔽人类心智的黑暗和愚昧在形态上不尽相同，但正如古希腊传说中普罗米修斯的象征，总会有真正的哲人和思想家把光明带给人间。在“社会碎片化”和“知识泡沫化”的后现代，要想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尤为不易。在某种意义上，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多的盗火英雄之一。他紧紧抓住信息社会的本质，通过对传播媒介的技术分析与文化研究，揭示了我们的心灵和眼睛被遮蔽和被欺骗的部分根源。哲人其萎，但由传播技术和商业化导致的“心灵黑暗与愚昧”仍在沧海横流，这是我们在今天感念先哲之忧患与慧识并以更坚毅的信念去完成其未竟之业的原因。

  媒介时代的思想启蒙

  从“形象异化”中觉醒

  在冷战结束、全球不同程度地深陷消费意识形态的当今，思想启蒙的问题正从现代的“劳动异化”转变为后现代的“形象异化”。

  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及精神生产的角度，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所谓“异化劳动”，就是“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以及“他个人的生命……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在异化劳动中，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在某种意义上，“异化劳动”可以看作现代世界一切苦难和悲剧的深层结构。而现代人的全部精神探索与现实努力，都直接指向或最终要归结为如何解决由“异化劳动”造成的“筋肉与生命”、“感性与理性”、“功利与审美”等一系列二元分裂与对立。这是一个至今未能完成的理论和历史任务。但在以信息传播技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如果你偶然还能在大街上发现一张有人性光泽的脸，那她在无所不在的电子屏幕的照耀下很快也会消失。由此可知，真正威胁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矛盾，正由传统的物质生活贫困逐渐让位于主体的内在精神贫困。而最令人困惑的是，这种精神贫困不是由于缺乏精神生产条件和精神食粮，而是根源于当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一种新的异化。我们把它称为“形象异化”，即在电子画面上消费得越多，在实际生活中享受得就越少；人们创造了无奇不有的电子画面，却使自身的心理世界变得更加畸形；一个人奉献、凝聚在电子媒介上的劳动越多，他的生命本身就更加匮乏和无力。

  在某种意义上，“形象异化”根源于社会生产工具在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如果说，每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都源于生产工具的突飞猛进，如远古人类与人工取火、工业革命与蒸汽机发明等，那么，在被称为“第三次浪潮”的当今世界，其发明的信息传播技术与传统生产工具则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以往所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主要针对大自然，目的是凝聚智力与体力以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而作为信息革命产物的传播技术工具，在本质上则直接针对着主体的精神结构。从原理上看，前者如马克思讲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是一种把主体的“力必多”（生理本能）理性化、伦理化、审美化、人本化的进程。后者则可以称为“人的本质力量非对象化”，与前一个程序相反，这是一个把已充分生成的精神主体再生理化或再本能化的进程。因而，不是启蒙“理性”和“民智”，而是再现“身体”与“欲望”，不是新教伦理的“积累财富”，而是消费社会的“肉体狂欢”，不是改造“自然”而是解构“文化”，才成为第三次浪潮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本具有解放和自由功能的“形象”，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文化创造的巨大障碍。

  正如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伸一样，“形象异化”与“劳动异化”也是相互缠绕的。“形象异化”是“劳动异化”在以信息传播技术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后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延续与变异。尽管“形象异化”不像“劳动异化”那样悲惨和孤独，表面上还十分快乐和热闹，但就其实质同样是“他的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是主体丧失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两者有深刻的共通性，前者正是后者进一步的恶性发展。于是，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启蒙的主题和主要任务就成为如何从“形象异化”中觉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的卓越观察和思考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启蒙文化资源。

  那喀索斯麻醉

  形象异化的秘密机制

  审美会导致现实感丧失，这样的事情自古就有。当代媒介以“大众文化”欺骗大众，法兰克福学派也早已对其开始了文化批判。但由于“形象异化”根源于信息传播技术这种后现代生产工具，到了麦克卢汉才真正揭开了“形象异化”的秘密。

  从人类社会演变的角度，形象文化时代的来临具有历史必然性。麦克卢汉从感官角度把人类社会生活分为两类：一是文明前期的“听觉空间”文化；二是文明后期的“视觉空间”文化。他认为，电子媒介出现之前，“视觉”只能占相对的优势，而无法完全取代听觉的活动。只有到了“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的“景观社会”（法国学者德波语），历史上由对立造成的互补与和谐状态才走向了终结。但问题的关键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尽管电子媒介可以克服感觉的分裂，有助于在文明中分裂的人性重新统一，但由于它建立在“原始的感觉和情感”基础上，因而这种统一往往表现为“人的东西变成动物的东西”。在当代形象文化生产中，暴力与性等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必然的。

  从“形象异化”发生的内在机制看，则是导致了“那喀索斯的麻醉”。那喀索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的美少年，因为迷恋自己倒映在水中的影子而死亡。这是麦克卢汉在“形象异化”启蒙中作出的最大贡献。麦克卢汉指出：“我们每日使用技术，对我们的技术持续地信奉，这就使我们像那喀索斯那样，对于我们自己延伸的形象产生下意识和麻醉的状态。”这充分揭示了形象异化的秘密机制，即主体被电子媒介制造的幻像所异化，不能辨别幻影与真实的区别，甚至是爱虚假形象超过了真实自我。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眼见为实”的“形象”，只是信息技术根据商业需要摄取光线、构图成像的结果，与主体的真实存在和需要几乎毫无关系，更谈不上可以在这种虚拟活动中实现生命的自由。

  正如生产工具反过来会塑造生产者一样，信息传播技术在当代也制造出大量的“媒介婴儿”。麦克卢汉曾说，电子传播技术扩展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中央神经系统。综合相关研究，人的大脑至少包含意识、意志和审美三种基本功能，其中的意识功能尤其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一旦人的神经系统完全听命于各种视觉影像，就从生命物质本体层面上取消了人同客观世界发生真实联系的可能。其直接后果是“我看故我在”取代了“我思故我在”，最根本的问题是混淆了真与伪、主观与客观、想象与现实，并在本质上解构了人与现实打交道的理性能力以及过真实生活的能力。

  当今世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沉溺于“赛博空间”及其“虚拟生活”中，并造成了诸多的精神与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整理、思考和创造性地发展麦克卢汉的思想遗产，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985三期文科专项特色研究基地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