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贤 王晨 孙益 郭法奇 李子江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各师范院校教育系先后对原有的培养计划进行了修订。总体方向是：增加新知识核心科目，特别是增加了与教育实践关系更为密切的内容；扩大了一些已有知识内容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幅度地压缩了包括教育史在内的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比重。在相当多的师范院校教育系的教学计划中，《外国教育史》的课时数一减再减，这给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出了个难题。

  “推进协同创新，造就教育英才——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整体改革探索”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展的。如果说导师制主要解决的是学生课外的个别指导，那么，北师大教育学院则力求通过课程教学的整体改革，在贯穿于本科教育四年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历史意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陶冶，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

  以团队发展为动力加快科研转化

  【探点：许多院校通常只有一名专任教师。而相当一部分院校实际上是由从事其他学科教学的教师兼任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工作，较为乐观估计：全国目前从事该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数大约只有100人左右。】

  2004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专任教师仅有2人（其中1人赴新疆支教三年）。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和机制创新，现有专职教师6人，校内兼职教师5人，形成了一支规模和结构都较为合理的教师队伍，为课程与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该团队教师在相继出版百余种（篇）论著、译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先后开设“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美国高等教育史”等课程和专题讲座。随着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的进展，更新了原有“外国教育名著研读”、“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等课程内容。

  例如，原有“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的课程内容主要为20世纪60年代前的西方教育思潮。随着研究工作的拓展，课程内容大幅度增加了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重要流派，其中包括女性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

  以知识拓展为抓手革新课程体系

  【探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基本研究方法多年来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基本结构依然沿用20世纪5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体系。】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改变，本团队重新制订了课程的教学目标，把外国教育史从原有的教师培养的专业基础课转变为通识基础课。

  在此基础上，结合团队成员的学术研究成果，逐渐建立了以基础课外国教育史为核心，以国别教育史（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等）、专题史（高等教育史等）和断代史（西方现代教育史等）等必修课、选修课和专题讲座为支撑、相互衔接、逐步深化的课程体系。

  以教材建设为重点推动教学改革

  【探点：除一些前辈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先后组织了几项史料建设的工程之外，近年来几乎没有较为系统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注重教材更新，是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优良传统。近年来，张斌贤教授主持编写了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外国教育史》、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外国教育思想史》等。

  在编写《外国教育史》的过程中，努力处理好教育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教育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编者花费大量时间搜集了200多幅图片，设计了几十种图表，使教材内容的表现方式更为灵活多样，更适合学生的学习。该教材于2011年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以条件建设为保障转变教学方式

  【探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手段过于单一，不重视教学手段的更新与研发，使丰富的网络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了多媒体、数字化、网络化的外国教育史课程教学资料和资源库，其中，包括以欧美历史文化为主题的经典影视作品、教育史文献和研究文献，也包括进行网络教学和师生在线互动的课程网站。

  以学术交流为依托拓展国际视野

  【探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在师范院校的教育科系中进行，这使得大多数教师研究视野狭窄，学术训练手段单一。】

  几年来，该团队教师与助教先后有29人次出国进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密歇根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国外著名学术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

  由于一直以来对后继人才的重视，先后培养了27名博士研究生，分别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他们都已成为外国教育史和相关课程的主讲教师。

  此外，与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澳门大学等联合发起成立“海峡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先后在澳门、台北等地召开会议，成为两岸四地教育史学者交流学术研究和课程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主力单位参与“十五”国家级规划《外国教育史》的编写，该教材目前已被十余所高校用作本科教材，被近百所高校用作与教育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用书。2008年9月出版以来，已四次印刷，累计发行2200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