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校长蔡元培获悉，北洋政府决意签订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旋即召集学生代表。翌日，一场气壮山河的学生运动遍及京城、波及全国、辉耀历史。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为代表的归国留学人员掀起的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这是留学事业的荣光，更是新时代留学事业的使命。

    五四年代：留学生绽放青春

    远在湖南的毛泽东顺应五四运动潮流，于当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词中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师生必然率先担当天下兴亡之责。以柏林大学为模板，以洪堡理念为参照，留德学人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把万马齐喑的旧式学堂改造成为百家争鸣的现代大学。蔡元培坚信，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且以《新青年》为支点可撬动学风整肃。四度留日研学法兰西民主思想的陈独秀遂执掌北大文科并携编辑部驻校。

    在北大这一汪波澜不惊的池塘，《新青年》犹如天外突降的一枚陨石，以锐不可当之势掀起狂澜。在《新青年》上，受业于东京弘文学院的鲁迅以《狂人日记》揭示“吃人”礼教之本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诊治“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就读东京立教大学的周作人以《人的文学》控诉“非人的文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吴虞以《吃人与礼教》成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以“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作“舟车之（有）两轮”，《新青年》旨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青年毛泽东“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陈独秀留日期间便结识创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李大钊。1917年11月，蔡元培力邀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早稻田大学师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启蒙者安部矶雄的李大钊，添置大批传播先进思想的图书报刊，北大图书馆焕然一新。以开设“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揭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之开篇，以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开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之先河，以组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社团之首例。李大钊在北大完成其人生最灿烂的蜕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北大双星陈独秀与李大钊交相辉映，遂成就1921年之开天辟地，并在华夏大地耕垦一片“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

    五四运动：留学生燃烧青春

    因五四运动，早稻田大学校友林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并与日本绝缘。巴黎和会列强欲以“二十一条”蹂躏中国，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干事长林长民率先在5月2日《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揭露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直呼“国不国矣”，并号召“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是日，与曾任清廷留日学生监督处总监督的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一道，林长民向总统徐世昌递交外交委员会拒签决议。北洋政府却一意孤行。京城学生定于5月7日游行示威。当蔡元培5月3日从林长民和汪大燮口中确认当局独断专行，便连夜召集段锡朋、周炳琳等北大学生代表商议提前举事。

    事后，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蔡元培颂扬学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由此，一方面“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另一方面“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五四运动当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火烧赵家楼后，军警逮捕许德珩、潘菽、杨振声等32名京城各校学生。5月6日，林长民闯入总统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课集会组织者之一傅斯年坦言，五四运动“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

    五四运动打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国贼即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分别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三贼与留学人员主流脱轨，既遭解职之惩，更遭开除乡籍与逐出族谱之咒。运动矛头真正指向失道寡助的北洋政府。6月3日，全国民众掀起罢工、罢课、罢市。陈独秀誓言，“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陈独秀偕同北大编译委员会委员、日本明治大学校友高一涵，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北大教授程演生，伦敦大学校友、北大教授王星拱，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校友、内务部佥事邓仲纯，分赴京城商埠，抛撒由其起草、胡适英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遭逮捕。举国哗然，纷纷营救，甚而孙中山亲自与北洋政府交涉。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写道，“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盛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遥祝“陈君志坚志高的精神万岁！”

    五四精神：留学生唱响青春

    五四运动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堪为“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最先给予评价的，是顾兆熊在5月9日《晨报》“评坛”专栏发表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柏林大学校友、北大文科德文门主任顾兆熊视铲除旧秩序、旧道德并建设新秩序、新道德的示威运动为“国民之精神的潮流”。在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中，罗家伦率先提出“五四运动”概念，其折射的精神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翌日《时事新报》“时评”专栏发表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日本帝国大学校友、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张东荪首先提出“五四精神”概念，并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胡适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大教授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盛赞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

    对于青年毛泽东，五四运动之后，“自己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为中国青年运动指明方向，并赋予青年以先锋角色。

    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学子纷纷踏上负笈问道之途。一条是问道办学：罗家伦留学欧美，归国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段锡朋留学欧美，归国出任中央大学署理校长；周炳琳，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出任西南联大常务委会代理主席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傅斯年留学柏林大学，归国出任北大署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潘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归国出任南京大学校长；杨振声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归国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另一条是问道真理，如许德珩留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陈毅、聂荣臻等留法勤工俭学生一道，为建党建国立下不朽功勋。

    五四运动5周年纪念日之际，《晨报》发表《五四纪念爱国歌》，由莱比锡国立音乐学院博士、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萧友梅谱写。是日，在北京青年会国民音乐大会上，萧友梅指挥该曲的大合唱：老大古国见新气！国魂兮不死！壮哉此日！壮哉五四！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神州大地竖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三块历史性丰碑。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延伸，五四时代的留学生为“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今天的留学人员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奉献之我谱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的先锋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