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不良APP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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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后，督促孩子使用校园运动APP（手机软件）完成体育作业，睡觉前使用故事APP和孩子一起听四大名著，周末与孩子在英语学习APP上阅读英文绘本……对于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李女士而言，学习类APP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自己和孩子生活的一部分。

    在享受着APP带来便利的同时，李女士也有自己的担忧。在使用过程中，她发现有的APP会弹出消息框要求授权使用定位信息，还有的会时不时弹出游戏。

    近年来，在线教育市场发展迅猛，学习类APP已经渗透到学习、校园生活多个环节。与此同时，一些负面新闻被频频爆出，关于学习类APP的监管问题随之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讨论。

    2018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这份被称为“最严学习类APP”监管令出台后，为学习类APP乱象踩下了刹车。在监管令下，教育企业如何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为学习类APP乱象踩下刹车

    内容涉黄、诱导付费、外链游戏娱乐服务、违规收集学生隐私信息……去年年底媒体集中曝光的乱象让学习类APP行业处于风口浪尖。这些乱象严重影响使用体验，并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要求，为营造良好的“互联网+教育”育人环境，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各地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全面排查，严格审查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加强学习类APP日常监管，探索学习类APP管理使用的长效机制。

    《通知》进一步明确，凡发现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等内容及链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要立即停止使用，退订相关业务；各地要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备案审查制度，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

    近年来，在线教育产业异军突起，学习类APP也成了资本市场追捧的“宠儿”。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有多家在线教育企业上市，仅2018年就有多个主打中小学生作业辅导的APP获得超过一亿美元融资。

    诱人的市场前景下，一些市场参与者把行业的第一属性——教育抛到脑后，为了快速获利不断突破底线。

    “目前做学习类APP的门槛和成本都很低，很多基层应用都是模板化开发，技术含量低、开发速度快，很多开发者甚至不是公司行为，而是小作坊或私人开发。由于违法成本低，即便违规被查，有限的罚款与巨额的利益相比，缺乏震慑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钟柏昌说。

    在作业盒子创始人兼CPO（首席产品官）贾晓明看来，一些企业对教育没有敬畏之心，简单粗暴地采用大量互联网行业吸引流量的方法，过分追求“用户黏性”“点击量”，大打擦边球，造成了学习类APP鱼龙混杂的乱象。

    一些游戏开发商深知青少年是网络游戏的重要消费群体，在APP中链接游戏，以学习之名吸引更多流量到其游戏界面，进而得到更多“变现”机会和开发价值。

    整顿迅速收到实效。目前，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仅苹果应用商店下架的学习类APP就超过15000个。

    各相关部门也都在行动中。

    2019年1月至4月，国家网信办会同教育部、全国扫黄打非办等有关部门开展教育类移动应用程序专项整治，查实“作业狗”“口袋老师”“初中知识点大全”等20余款程序传播淫秽色情等违法违规信息，存在过度商业营销和娱乐化等不良行为。国家网信办已清理下架上述程序，关停违法违规情况严重的应用服务，约谈部分程序运营方，督促删除内容低俗及与学习无关的文章5.5万余篇，关停420余个专栏以及320多个违规账号。

    工信部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电信服务质量通告中，公布了2018年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其中“帮你写作业”“暑假作业”“边走边听英语”“校内外”等4款APP因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或擅自收集使用用户信息遭下架，“猿题库”因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等问题被督促整改。

    “此轮整治由多部门协同推进，力度大，效果显著，有助于净化市场环境，为孩子营造洁净的线上学习空间。除了政府部门，第三方评估和监管机构、应用商店、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等利益相关者都应肩负对学习类APP的监督责任或义务，群策群力，相互监督，共同应对不良APP对校园的侵蚀。”钟柏昌表示。

    各地因地制宜整治APP乱象

    设置黑灰白名单、红黄牌动态管理、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审查……不久前，广东省出台的《广东省面向中小学生校园学习类APP管理暂行办法》引发关注，被业内人士视为省级层面第一个管理细则。

    “广东省是从源头上进行管理，从全省范围进行前置审查，通过后列入白名单，供学校自主选用，从源头上为该省中小学生建立安全滤网。”据广东省教育厅督导室负责人介绍，经省教育厅审查通过并列入白名单的校园学习类APP，各地市、县（市、区）、学校和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使用该产品。对于列入黑名单的APP，各地和学校不得推荐使用；同时，省教育厅商请电信管理部门责令应用商店下架该APP、注销ICP备案和停止网络服务。

    自教育部的监管令发布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纷纷采取行动，北京、江苏、四川、黑龙江等地展开专项整治行动，排查、清理各类进入中小学的学习类APP。如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APP、互联网群组、公众账号管理的通知》，要求进入校园的APP不得“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不得向学生收费，不得组织考试、竞赛、排名。要保障信息安全，防止泄露学生隐私。

    黑龙江要求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减负增效”“免费自愿”“确保学生信息和数据安全”等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审查范围包括APP所属企业（个人）资质的合法性，APP进校园的科学性和必要性，APP内容及链接、应用功能的合法性和适宜性，APP进校园的风险性和安全性。

    目前，安徽各地已完成第一轮的审核排查。以安徽某市为例，调查报告显示，该市有83所学校、137837人次使用15种学习类APP，占全市中小学数的4.15%，占普通教育在校生人数的10.39%。这类APP包含的大部分教育资源都是以免费形式向学生、家长提供，但是也存在基于学生学习难点推送个性化教育服务，此类服务存在收费行为。目前该市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包含收费行为的APP不得进入中小学校园，存在任何收费端口的APP都不得进入校园。

    企业方也开展了一系列整改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对照文件进行了自查，对不符合规定的产品进行整改和完善，并配合主管部门完成备案工作。”据贾晓明介绍，作业盒子的最新版本针对学生端全部免费，进一步升级了家长管控、护眼模式以及用户信息安全防护等相关产品配置。贾晓明同时坦言，由于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备案的主体和流程，目前企业在推动备案工作上存在一定困难。

    “APP进校园的备案审查制度，为真正想为教育信息化服务的企业提供了保障。我们正与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保持联系，随时跟进、配合，期待在有章可循的基础上，第一时间获得备案。”晓黑板CEO（首席执行官）王琪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都在进行学习类APP备案实施细则的制定和落地进程之中，但进度不一。广东出台的暂行办法对申报、审查、信息公开等均作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在申报方式上，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指引》，采用电子邮件和网络平台两种渠道，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企业到现场提交资料；审查方面，广东省教育厅组织力量统一组织审查，不再需要各地市、县区和学校逐级审查。根据《办法》，今年8月31日前，设立过渡期，用于校园学习类APP主办者自行整改、申请审查等。

    “随着监管规则的更加具体、细化、透明，将会促使互联网教育企业为未来经营‘从长计议’，在师资、课程、产品、服务等基础层面构建竞争优势；更加规范和透明的市场，会让互联网教育企业得到更多用户的信赖，在线教育需求有望进一步得到释放，整个‘互联网+’教育行业也会因此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作业帮创始人、CEO侯建彬表示。

    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是关键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青少年的出生和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生活天然是与网络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2017—2018）》中显示，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总体普及率已高达98.1%，学龄前开始接触互联网的孩子占比已经达到27.9%，而6—10岁接触网络的占比则已经超过七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孩子们营造洁净的线上学习空间显得尤为迫切。

    教育部发布《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提出：“逐步建立学习类APP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推进‘互联网+教育’，发挥好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作用。”

    “信息化是为教育服务的，而不能颠覆教育，更不能成为教育的新痛点、新堵点、新乱点。”王琪表示。

    事实上，目前我国整个在线教育行业的立法都存在大量空白，线上教育机构的准入条件以及运营如何监管等均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更关键的是将线上教育纳入法治轨道，让线上教育发展有法可依。

    “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目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已经有相关法律法规，但在实践中相应的法规规定还要细化，包括网络安全法、义务教育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著作权法、电信条例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需要逐一梳理。”钟柏昌说。

    此外，钟柏昌认为要针对学习类APP存在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备案标准或评估标准，实行学习类APP的分类治理。备案和评估要以标准为准绳，不仅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把握监督或执法的尺度，而且有利于指导开发运营商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实施自我监督。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联合30名代表，提交了《关于加强互联网教育立法的议案》，建议加强和完善互联网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周洪宇看来，互联网教育是教育、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叉，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其法律法规体系需要教育类相关法律法规来统筹引导，还需要技术类相关法律法规做保障，同时也需要与文化传播和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协调。“推动互联网教育发展的立法应该分领域分层次进行。”周洪宇说。

    不少专家一致认为，多方联动、协同治理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题中之义。

    “互联网产品是动态更新的，在审查上与传统的教辅审查方式是不一样的。”贾晓明认为应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源服务平台，由公安、网信、教育、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参与监管，建立白名单，供学校自主选用。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通过实施平台所在地备案制度，对学习类APP实现实时监管。备案标准、监管要求和奖惩治理实行全国一盘棋，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教育资源治理协同机制和全行业黑名单制度。备案监管的具体落实部门应当明确要求。例如对有关内容涉黄、违法等有害信息，由国家已有管理机制和对应管理部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