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除“校闹”确保学校办学安全
■访谈嘉宾
孙霄兵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
杨宗科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姚建龙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
申素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孙 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
马焕灵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佟丽华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张新民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永华 广东省校园安全教育与管理协会会长
学校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出现的“校闹”行为,是最让校长、教师感到头疼的事。许多学校为了避免折腾,往往会“花钱买平安”,出现“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现象,而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校闹”行为。
前不久,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明确将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8种行为界定为“校闹”,并提出相应治理措施。为什么会出现“校闹”?“校闹”会带来哪些危害?对于“校闹”行为,怎样才能标本兼治?怎样才能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针对这些问题,记者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校闹”行为会带来哪些危害?
记者:近年来,“校闹”一词时常见诸报端。“校闹”行为会带来哪些危害?
佟丽华:当前学校面临的学生权益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复杂。未成年人在校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种类多样,不仅有传统的基于学生打闹、体育运动而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导致学生受到伤害,也有社会高度关注的性侵以及校园欺凌等问题。实践中,家长维护在校生权益的诉求明显提高,手段也日益多元。一些家长回避或拒绝依法维权路径,选择通过媒体曝光、围堵学校大门、到学校大吵大闹等方式维权,严重破坏了学校教学秩序。一些案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给教育系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马雷军:学校安全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近些年学校安全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些安全问题仍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健康成长。例如,近些年学生溺水事故频繁发生,学生遭受性侵害和欺凌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等等。在这些问题当中,以非正规途径解决学校安全事故所引发纠纷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有的学校安全事故当事家长及其亲属采取围堵校门、占据学校场地,甚至殴打教师的方式索要赔偿,这种方式既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更背离了法治理念,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杨宗科:宪法保障每一个学生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但是,“校闹”的肇事者为一己之私,完全漠视其他学生基本的受教育权。那些围堵校门、纠缠教师、占据办公教学场所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构成了对师生基本权利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及教育机构有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非法干涉的权利。可是在“校闹”的阴影之下,为了避免学生发生安全事故,不少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严禁基层学校组织春游、秋游等户外活动,叫停存在一定安全风险的体育运动项目,甚至连正常的课间活动和社会实践也受到限制或被取消,这严重影响了在校学生的身心健康。
孙霄兵:“校闹”不仅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更影响到一代人的成长,影响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所以,学校安全工作必须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机制,尤其是学校安全事故的处置机制。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决不能仅仅用经济的手段息事宁人,也不能无依据、无原则、无法纪地处置学校安全事故纠纷。
“校闹”事件缘何时有发生?
记者:对于“校闹”行为,现实中都是怎么处理的?
张新民:对于“校闹”行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息事宁人,减少维稳压力,要求涉事学校尽量满足学生家长的不合理赔付要求,希望通过多花钱达到尽快解决纠纷的目的。由于无须查清事实和分清责任是非,“花钱买平安”的纠纷处理方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纠纷争议,从而使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尽快从面临的事故困境中解脱出来,获得工作和心理上的“平安”。
佟丽华:在这些基于学生权益产生的矛盾纠纷中,有些是家长小题大做、漫天要价,导致学校无可奈何;有些则是因为学校在学生权益受到伤害后,态度冷漠、敷衍塞责或者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小问题引发大事件。有些案件演化为长期的信访案件,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很多校长不懂如何依法处理矛盾纠纷,所以有时回避、有时推诿、有时“花钱买平安”。
记者:这种“花钱买平安”的方式,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张新民:这种做法向社会传递了“闹而得利”的错误信息,认为只要闹就有好处,“大闹多得、小闹少得、不闹不得”。所以,学生一旦发生伤亡事故,特别是死亡事故,亲属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是非责任,先闹一通再说,给学校一个所谓的“下马威”,以此增加后续谈判的筹码。事实证明,在学校安全事故处理中花钱只能买来一时一事的平安,却会产生巨大的负面示范和逆向激励效应,引发更多麻烦和更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层层加码、无休无止、恶性循环。“花钱买平安”混淆了是非观念,使法律在处理和化解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中的作用被严重矮化和边缘化,破坏了法治秩序,扭曲了价值观,毒化了社会风气,后患无穷,无异于饮鸩止渴。
马雷军:“花钱买平安”这种违规处置学校安全事故的现象,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这些做法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相违背,对于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且,这种做法只能使广大校长和教师消极对待学校安全问题。一些地方为了平息争端,过分追究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法律责任,甚至出现了一些学生家长殴打辱骂教育工作者,严重侵犯教师权益的事件。
孙霄兵:以往“校闹”问题比较严重,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家长的法律意识低,而是相关的处置机制还存在着“不健全、不通畅”的问题,从而让一些家长有了“不闹就不能解决问题”的误解。所以,《意见》要让“不闹拿不到钱”的错误观念得到根本的扭转,建立“闹也拿不到钱,不闹也能得到应有赔偿或补助”的秩序,要强化“校闹不仅拿不到钱,反而要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观念。
怎样依法依规处置“校闹”行为?
记者:学校安全事故的处置不当,是引发“校闹”行为的重要原因。学校安全事故处置的关键在哪儿?
杨宗科:治理“校闹”重在保护在校师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尊重受害方的权益。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当主动关心受伤害者,及时通知受伤害学生及其监护人或近亲属,告知事故纠纷处理的途径、程序和相关规定。事实证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尊重其合理表达诉求的权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受伤害方的焦虑等非理性情绪,降低“校闹”发生的概率。在处置过程中,要坚持对待家长和学校一视同仁,既不因观念上认为学校强势就偏袒家长,也不因个别家长善于炒作或滥用国家公权就偏爱学校。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又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
马焕灵:“校闹”行为多由学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而引起。为减少该行为的产生,《意见》构建了“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为”的系统性“校闹”治理工作体系。《意见》对“校闹”行为进行了“违反治安管理”和“‘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两种划分,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办法。
记者:“校闹”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对于“校闹”行为的界定不清晰、惩治立场不明确有着重要的关系。处理“校闹”行为,有哪些法律法规依据?
姚建龙:此次出台的《意见》,正式将“校闹”从日常话语转化为了法律术语,明确界定了“校闹”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明示了何为“校闹”行为,既有利于预防“校闹”行为的发生,也为公安、司法机关制止、惩处和打击“校闹”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意见》指出,对于侵犯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等“校闹”行为,学校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到达前,学校保卫部门可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于现场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要坚决果断制止查处;对于“校闹”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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