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码艺术学院“定格动画”实训教学。（资料图片） 一九六○年四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左四）在省、市领导陪同下来到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观看拖拉机无线电遥控演示。（资料图片）

    本期关注

    从一所职院变迁看职教发展

    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信息化浪潮、智能革命，从1953年建校至今，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几乎经历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不止一次因时代的变化陷入困顿，却始终不改为国家培育良才的初心。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也是职业教育持续培养大国工匠、助力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的70年。今天，在推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道路上，职业教育仍在持续发力。

    从手动操作的车、铣、刨、磨实习车间，到整条智能生产线的实训基地；

    从组装收音机、电视机，到组建物联网、现代通信网，组装智能机器人；

    从为国家培养技术干部，到为产业培育技术技能人才；

    从传统专业到信息技术专业，再到技术与技术、技术与产业交叉融合的专业群、专业集群……

    打开时光的大门，一所学校的发展历程，在全国一万多所职业院校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即使是一滴水，也与整片海洋有着共同的起伏跌宕。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一所职业学校，探寻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潮汐脉搏。

    废弃船厂里办学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史馆里，陈列着一台学校自主研制的名牌产品——三勤牌收音机。它无声地见证着技术的变迁、生活的变化和学校的变革。

    刚刚走入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一穷二白。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被统称为“三大件”，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便是“好日子”的象征。而一台收音机的背后，关联的是支撑国防、科技、通信等诸多领域的无线电工业。

    1953年，新中国开启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学习苏联经验，中国率先恢复工业基础。无线电工业作为重点之一从零起步，急需大量人才。“建一所无线电工业学校”被列入“一五计划”苏联援华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中。

    “当我们讨论办什么类型的学校时，是苏联专家建议，办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因为中专的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曾参与学校筹建的老校长俞家琦回忆说。

    这个办学定位，与新中国的职业教育设计不谋而合。当时各行各业基础薄弱、人才短缺的局面，使国家将职业教育重心放在中等教育阶段，建立起以中专和技校为主体、行业企业办学的职业教育体系。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简称“南无”）由此诞生，隶属于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培养无线电设备制造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为了赶上新建的工厂用人，二机部要求学校筹建当年就要招生。”俞家琦说，“没有校舍，我们在南京市郊一个废弃船厂搭建草房作为临时校舍；没有教材，我们拿着苏联原版教材，边翻译边教学。大家情绪高涨，似乎有马上就要上战场的味道。”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始终与富国兴邦的使命感紧紧绑定。第一个开学典礼，俞家琦记忆犹新，没有桌椅、没有礼堂，师生席地而坐，一眼就能看到不远处的滚滚长江。

    “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精髓。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起步阶段，这一理念在教育领域被付诸实践，而职业教育同生产劳动的联系更加紧密。

    成立之初的南无共设4个专业：无线电零件制造、无线电机制造、电真空器件制造、电话机与自动电话台制造。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实习车间，每个车间都有自己的产品。

    “当时的理解，学生要参加劳动就要参加真正的生产劳动。一车间生产钻床；二车间生产电源变压器，三车间生产收音机，四车间生产电子管。”俞家琦回忆，“实习辅导老师大多数是从工厂调来的高级技工和老师傅。”

    1959年，南京市筹建电视台，将发射和接收装置的研制工作交给了学校，装置的金属外壳就出自学校八级钳工赵明高之手。此外，学校还尝试研制过“遥控拖拉机”“模拟计算机”“电子气象设备”等。

    在俞家琦看来，“顶用”是职教人才培养的核心要义，也是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到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发展中一以贯之的育人信条。

    “一到工作岗位就发现，在学校都学过！我们学校毕业的人，上可给职工讲课，下可组织车间生产。”1963级校友、曾任内蒙古TCL集团副总经理的奚长荫说起母校倍感自豪，“1970年发射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上面的示波器，就是我们班同学参与制造的。”

    据统计，从建校到“文革”前，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累计培养毕业生一万余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无线电研究、制造、应用领域，为我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提供了直接支撑。

    当时的南无不仅全国闻名，也蜚声海外。作为外事接待窗口单位，周恩来、陈毅、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都曾陪同国际友人前来参观。三勤牌收音机还被作为礼物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

    职教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抚今追昔，俞家琦不无感慨：“当时的学校完全体现计划经济的特点，当国家无线电工业急需人才时，学校就大上；当无线电工业萎缩时，学校就缩小规模。我们国家的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大起大落，所以学校也跟着大起大落，给办学造成了困难。”

    “文革”期间，南无更是被直接转为工厂，人才培养功能不复存在。

    市场大海中学游泳

    “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隆冬时节的中国带来春天的消息。

    这次会议闭幕仅仅4天后，第四机械工业部致函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另选校址恢复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1981年，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在南京城外的沧波门镇复校招生。由于师资和场地紧张，复校的前三年，学校只开设一个专业——无线电技术，每年招生200人。

    “就一栋四层教学楼、一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老南无子弟王维平大学毕业后回校任教，从小穿梭于宽敞校园、气派教学大楼之间的他，对眼前学校的新面貌无法接受。

    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首先想到的是恢复实习工厂。校史记载，1982年，学校就已开设了钳工实习、电类实习。和过去一样，学校找来真实工作任务让学生动手，具体内容从组装收音机变成了装配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

    百废待兴的上世纪80年代，读中专炙手可热，无线电专业的用武之地更加广泛，毕业生出不了江苏就被一抢而空。除了传统的无线电设备制造企业，在学校的就业档案中，还出现了电视台、广播电台，甚至是紫金山天文台青海射电站。

    供需两旺的局面、即将竣工的新校园、越来越好的生活……当1987年新年钟声敲响时，青年教师施泽波满怀信心，准备在新学期大干一场。谁知，施泽波和教师们等来的却是“下放”。

    “到今天都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施泽波记得，前一天刚从老校区往新校区搬完家，第二天上级来人宣布，“电子工业部所属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下放至江苏省，由江苏省电子工业厅归口管理”。

    “原来我们是正厅级，一下放变正处了，落差很大。”施泽波回忆道，“更重要的是，宿舍楼还没有盖完。计划经济时代，基建经费是‘上面’按年拨，当年用不完还交回去。现在一下子断了来源，学校顿时陷入经费困难。”

    “要到市场的大海里学会游泳。”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在会上给学校撂下了一句话。

    “当时非常不理解，但是也没办法。下放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一大批部属企业。”施泽波说。

    当时的中国初尝改革的甜头，也开始感受到传统体制机制的掣肘。1987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必须按照简政放权、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尽快把所属机械制造企业放下去”。在这次改革中，电子工业部成为“最早吃螃蟹的人”。

    “过去是按照行政指令办专业，一下放，没人告诉你要办什么专业，这下蒙了。而且，1988年以后毕业生就业也从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后来又完全市场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得认真考虑了。”施泽波说。

    下放后的第一个假期，南无的教师没有休息，去乡镇企业发源地苏锡常地区摸索需求，去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寻求市场。此后，市场调研成为学校的惯例。机电一体化、计算机、电子外贸、通信设备制造……南无的专业开始“扩容”，顶峰时达到48个。

    “有一个全国开先河的专业就是调研出来的。”王维平说，“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昆山开始吸引台资企业，成为中国电子产品制造的重镇。台资企业的一大主业是生产印制电路板（PCB）。我们看到了需求，在全国率先办起了‘印制电路技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