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弹指一挥间。

    70年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历史图景仿佛在昨日；今天，一片生机、蓬勃发展的壮丽画卷已然展开。

    70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次调整：配合国家“一五计划”，1952年到1957年开展院系大调整；1977年恢复高考，炸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1998年高校扩招，更多的人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党的十八大以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双一流”、振兴本科教育……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成效凸显。

    变的只是形式，未变的是初心。扎根中国大地，为国家图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社会育人才，70年来高等教育始终与共和国同向同行。

    新中国，新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4亿人口中有八成是文盲，人均受教育年限1.6年。1949年，我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全部在校生不足12万人，其中工科在校生只有3万人……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序幕已经拉开。1953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30万，而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14.8万，缺口达15万；当时的工科院校和工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招收新生1.6万人，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业建设实际需要的25%。

    规模小，培养学生数量少；学校类型结构不合理，文重工轻，师范缺乏；学校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比例不协调；多数院校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结构布局不合理……高等教育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显然不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要求。

    1952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如今已88岁高龄的上海交通大学原副校长范祖德，回忆起1955年被上海市委抽调到上海交大电力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过往，记忆最深刻的仍是当时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热切与急迫。

    当时上海交大已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个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调整到复旦大学等校。

    在发展教育、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方针指引下，上海交大的招生人数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2194人；毕业人数也从1950年的540人扩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长了1.5倍，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重新审视67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高校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同时它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说。

    依据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急需，借鉴苏联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快速培养对口人才的经验，历时6年调整，到1957年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师范院校58所……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文重工轻、师范缺乏的状况，顺应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等教育“要很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要配合工业建设的需要”的要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奏响“春天的故事”

    “文革”10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全社会没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国家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邓小平的话言犹在耳。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黄大年还是广西第六地质队的物探操作员；12月，他和全国570万名考生一道，从矿山、乡村、工厂等各个角落出发，涌向高考考场，最终27.3万人走进大学。

    黄大年顺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后来，他成为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带领团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

    1978年，全国报考青年总数又激增至615万人，共有40.2万名新生考入大学，越来越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也敞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汇报时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从此，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从1978年第一批52人启程赴美，到如今中国已有500余万人到海外留学，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留学生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连接世界的生力军。

    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先声，出国留学是中国开放的前奏。自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音，科教兴国逐步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尽管高考恢复，但由于没有完善的学位制度，当时我国只有留洋博士，没有本土博士，严重阻碍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对此，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被最终审议通过，确定了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级学位，并在学位分级、各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严格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等方面作了规定。这一制度的建立，对我国独立培养、选拔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1983年5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见证了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的诞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然而，作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的主渠道，直到1998年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高校扩招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则招生159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1万人，增幅达47.4%；到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32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后，这一数字仍大跨步增长，2010年达到26.5%，2018年达到48.1%……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

    伴随扩招，过去“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旧体制，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现实，“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管理体制改革，使高等教育走向了“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发展路径，极大调动了中央、地方及社会各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大幅提升。

    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1992年国家提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办好一批（100所）高等院校”（“211工程”），以带动整个高等教育发展。1998年又决定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向世界一流挺进。

    高校扩招的同时，质量提升也是重要建设目标。新世纪初，由于经费投入不足，部分教师、学生对教学投入不足等原因，高等教育质量问题逐渐凸显，受到国家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启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启动；2011年，“本科教学工程”实施意见正式发布……

    制定人才培养标准、推进专业综合改革、推进优质资源建设共享、强化实践教学、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等系列提质工程的实施，是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由外延式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管理向现代的教育治理转型的关键举措，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大幅跃升。

    新时代，新使命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10个“更”诠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10个“更”中，“教育”居首。

    “人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回应人民对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教育的关切和期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改革举措的颁布和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走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