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列强挑起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大地战乱频仍、腐败纵横；近代百多年间的中国逐步沦入了积贫积弱、极端落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不聊生、灾难深重、屈辱之极、苦不堪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27美元，人均寿命不到35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约90%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抗击了以美军为首的17国现代化联军并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

    即便如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政府仍然果断地实施了主要向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重大决策；时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拟定了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正确方针；进而为新中国的出国留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中国内地留学活动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之后，中国逐步制定、不断调整并探索实施了更大规模和全方位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为中国当代出国留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70年来，新中国的出国留学规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人员输出国，各类中国留学人员的足迹遍布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

    70年来，在我国出国留学事业的总体框架内，已逐渐形成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中小学生出国留学以及留学后回国服务这五个既各自独立又相得益彰的运行体制和政策机制。

    70年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已经进入“繁荣发展期”，拓展的空间和规模变得越发宽广与厚重，并逐步探索出一整套风险管控、相互借鉴、不断融合、兼收并蓄的进取模式，强化构筑以效益、合作、安全为基础的境外求学之路，进而使之成为人类命运共同、多元文明共鉴、文化多样共赏与发展模式共享的国际化研学载体。

    新中国成立，出国留学助力国家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做出了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并制定了“定向、集中、大量”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出国留学政策。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于1949年夏季提出了吸引在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国的方针政策，即“动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3000余名在欧美国家的留学人员回国；同期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也累计安排千余名留学日本的华人华侨回到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实际上可追溯到1948年，即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名学生去苏联留学。另外，有1948年前通过各种途径派往苏联的“原国民政府”公费留学生44人，1950年后其生活费改由新中国政府提供；还有1948年前在苏联留学学生的生活费也于1949年11月后确定由新中国政府提供。

    基于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留学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1957—1966年、1967—1977年。据原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和《百年潮》2008年第11期的统计数据表明，1950—1965年期间，新中国向苏东地区共派遣公费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语言生等10698人；加之1958年前后因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联而派出的约8000名技术实习生，以及先后派往苏联各军事院校的约800名军事留学生或进修生合并计算，中国在此期间大量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8万多人。另外还于l957—1963年期间，先后向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共派出200余名留学生或进修生，大部分为外语类留学人员，其中学习自然科学的21人；于1964—1965年先后派出两批共计1000余名留学生或进修生，分布在36个国家和地区，学习34种外国语言，其中仅有少量科技类留学人员。1972—1978年的7年间，中国共派出1977名国家公费留学人员，主要以语言类进修生为主，科技类进修生占少数。

    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之前留学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各类人员中先后有200多人成为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知名艺术家；还产生了一批相继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负责人的领导群体；另有众多该时期的留学回国人员相继走上各级各类科学研究或行政管理的中高层工作岗位。

    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实现跨跃式增长

    1978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进而拉开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在外留学人员、留学回国人员三大群体均达到数百万人的规模；各级各类中国留学人员的足迹遍布于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1978—2018年底的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接近600万人次（不含中小学阶段的出国留学生），其中国家公派约占6%，单位公派约占4%，自费留学约占90%；40年间的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为370万人次，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约有280多万人次学成归国，约占1978年之后留学回国总人次的75%以上。

    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留学活动可分为五个阶段：

    1978—1989年，以邓小平1978年的“6·23谈话”为起点，并以当年即派出50名国家公派和两名单位公派普访类赴美留学人员为标志，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逐渐实现了政策性扩大、阶段性调整、试探性拓展和经验性积累。据教育部统计，本阶段12年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规模约为9.6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约3万人、单位公派约4.3万人、自费留学约2.3万人；该阶段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后陆续回国者约3.9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约1.7万人、单位公派约2.1万人、自费留学约960人。此阶段的年均出国留学人数约为8000余人。

    1990—1992年，国家公派、单位公派、个人自费等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约为6.78万人，年均出国留学人数约2.26万人。

    1993—2000年，以邓小平1992年1月的一次讲话为契机，中国政府于次年11月正式确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方针。这8年间，伴随着国家公派留学政策体制改革的启动以及针对自费出国留学活动尚未完全解禁的政策性限制，整体出国留学活动的规模始终在年均2万余人的数量上徘徊。出国留学合计约19.11万人，年均约2.39万人。

    2001—2012年，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我国留学政策的逐步调整与进一步放开，加之公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境外教育机构扩大招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国留学呈现出恢复性发展和广泛进取的态势。该阶段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合计约为227.67万人，年均约18.97万人。

    2013—2019年，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出国留学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据教育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国留学规模稳步扩大，相应的回国人数也逐年提升，6年间各年度出国留学总数不断刷新：2013年约41.39万人，2014年约45.98万人，2015年约52.37万人，2016年约54.45万人，2017年约60.84万人，2018年约66.21万人；预计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将突破7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出国留学总数约321.24万，约占1978年以来40年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54.85%，年均约53.54万人。

    新时代，出国留学事业再创辉煌

    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出国留学史，不同时期留学活动的阶段性进取与阶梯式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促进了我国整体留学活动的进步与成长，带来了全社会对教育国际化理念的跟进与认同。作为第一大国际学生生源国，我国出国留学的总体规模早已排在世界前列，且中国留学人员的整体形象上表现出“知识化、年轻化、国际化；学历高、层次高、素质高；增速快、成长快、成才快”等9个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留学人员群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并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并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孕育并涵养了学术骨干队伍；强化并拓展了国际学术交流；参与并推动了国家全面建设；影响并提升了中华民族形象；持续并延展了人文互鉴合作；启发并加快了教育体制改革；助力国家外交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论述意义重大，为“当代中国留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由“党管留学人才”“留学效益提升”“留学安全构建”“留学外交作为”“留学人员党建”建构而成并不断完善的留学工作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留学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推动留学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政策支撑。

    2017年4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责令相关机构简化留学回国人员学历认证等手续，并就长期以来留学服务与回国保障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当前，炒作留学行为常态化趋势之下的所谓“大众化”“低龄化”和“海归潮”属非理性表现，优秀留学回国人才的比例还明显偏低，且高端留学人才大量流失等难点问题仍亟待解决。此外，在优化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就职就业的环境方面，必须以更大魄力推动人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必须着力解决人事管理中的疑难问题，必须扭转科研项目评审、科研人才评价、科研成果评估中存在的不合理状况，必须克服“五唯”现象。面对国际人才竞争，必须坚持人才强国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人才举措，制定更具优势的人才政策；始终聚焦新时代国际化背景下留学事业的新担当、留学发展的新机遇、留学人员的新作为、留学政策的新高度，改革和完善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智库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