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叙事效果的考虑，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建构，当然追求一定的修辞性和宣传性，但绝不能蜕变为纯粹的文字修辞和宣传口号，以致丧失其内容的真实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话语体系建设高度重视，话语建构成为当下学界不容回避的重要使命。必须看到，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长期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例如，个别话语概念的内涵略显空泛，对真实现实的聚焦和概括不到位；个别话语叙事的路径对大众心理特征和切身感受的把握不清晰；话语概念之间内涵存在交叉重复。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分析话语建构的中西路径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进而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经验。

    话语建构的中西路径在认知形态和叙事特征方面存在重要区别：

    首先，中西传统话语建构的认知形态存在“智慧思维”与“知识思维”的区别。话语是对现实世界的言说和表达。马克思指出，“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然而，这种言说或“表达”虽然是由主体发出的，却不是任意武断的，而是以对世界的某种认知形态为基础，从而依托于特定的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中国和西方在这一点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西方传统的主流思维方式总体上是一种“知识思维”，以科学化作为基本的认知形态，力图从原理（principle）的层面理清客观世界的整体结构，并尝试运用概念逻辑地映现这一结构，从而建构出以某种本体论承诺为前提的话语体系。与之相比，中国传统的主流思维方式总体上是一种“智慧思维”，以伦理化作为基本的认知形态，力图从过程（process）的层面把握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尝试通过语言的意象或意境构建完成人与世界之间的秩序性整合，从而建构出某种以天下为格局、以伦常为核心、具有诗意特征的话语体系。

    在此基础上，西方科学化的“知识思维”决定了其话语体系力图呈现潜在于客观世界背后的“真”（Truth），这既包括事实层面的“真实”“真相”，也包括价值层面的“真理”，因为它们共同的特征在于其对象是固定的、客观的。而中国伦理化的“智慧思维”决定了其话语体系力图呈现内在于客观世界之中的“道”（Way），这既包括事实层面的“道路”，也包括价值层面的“道理”，而它们共同的特征都在于其对象是可变的、多样的。因此，中西传统的话语建构在认知形态上的这些区别，从根本上影响了各自话语体系的根本性质。

    其次，中西传统话语建构的叙事特征存在逻辑性与切身性的区分。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人同时也是这些生产物的消费者，由自己生产的观念、思想造就而成。话语的建构之所以不同于语言的自然演进，就在于前者具有更强的合目的性。一个话语体系不仅体现出对世界的某种认知形态，还能够借助主体间性获得对世界的现实影响。所以，如果说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更为凸显的是知识论层面的认知形态，那么在话语建构的指向上更为凸显的则是政治学层面的叙事效果——而中西传统的话语建构不仅蕴含不同的认知形态，也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

    西方的话语叙事模式总体上强调逻辑性，以可论证作为必要条件，以合理化作为基本要求，不仅在话语内容上追求符合自然事实，而且在叙事结构上也力求符合事实逻辑，力图通过理性的说服力构造起听众心灵中的信念大厦——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与之不同，中国的话语叙事模式总体上强调的则是切身性，以涉己性作为重要支点，以合情化作为基本要求，既考虑逻辑的自洽，也充分考虑话语的接受对象在理性、情感、欲望等各个层面的需求，从而实现“言无定法”以及追求看起来更高妙的“得意忘言”。中西传统的话语建构在叙事特征上的这些区别反过来又强化了其各自特定的认知形态，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

    话语建构的中西差异对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建构具有三点启示：

    首先，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当以真实性为前提。话语建构出于叙事效果的考虑，当然追求一定的修辞性和宣传性，但绝不能蜕变为纯粹的文字修辞和宣传口号，以致丧失其内容的真实性。黑格尔有句名言，“内容无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无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只有致力于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与客观事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可和接受，进而发挥出最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其次，话语体系的叙事应当以切己性为支点。话语建构应当着眼于听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需求，在说服人的理性的同时，还应具有感性上的吸引力，这样才能帮助话语更好融入人们的心灵之中，进而使得话语从人为的“建构”转变为自然的“形成”。

    再其次，话语体系的总体应当以话语群和语境性互为支撑。一个话语体系的形成，所需要的不是某一两个单独的话语口号，而是一个丰富的话语群。同时，不同的话语只有在共通的语境中相互支撑、相互自洽，同时避免相互重复、相互涵盖，才能实质性地提升话语建构水平，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话语体系。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