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有成就的好人，就如同读一本有沉淀的老书。初时不过是以贴近的虚荣，似懂非懂地蹭着陈旧的封面、貌似虔诚地品味夸张的传说、感同身受地传播有趣的轶事，但只有在岁月中载沉载浮过，才慢慢明白那个人的确弥足珍贵，和他相处，如同清涣中浸浴的月华，给你智慧和警策，让你有所学、有所知、有所惕。

    季羡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好人！

    我一直相信，世间那些智慧有趣的灵魂人物，常对我们乏善可陈的生活有着重要启迪。倏忽之间，季羡林先生已经离开十年之久。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曾看望先生并预祝他的生日，先生信心满满地表示：“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岁。”在8月的末尾写这样一篇文章，系曾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古印地语和南亚宗教文化的佛学院学友和同窗，惦及以先生在人间仍被记忆的生辰算，此际正是他豪言的108岁，故勉励我写一些文字，以斯纪念。但我深知写这样的文字是困难的：季羡林先生是在旧时代成长、又被新时代唤醒、可以作为我国学术史历史标点的人物。中国古学经典、碰撞融汇的东西方文化、稀缺的专业领域、特定历史时段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反差中的人才状况，非常机巧地铺陈在其年寿与经历中，观其一生的成就，是万千平庸如我者联袂也无力营造的蔚为大观的学术风景。多年来知名学者如过江之鲫，但季羡林先生却始终如立在江边的一株生动盎然的植物，真实、饱满而清白，其身后追思或研究的文字，虽非汗牛充栋，但也算是连篇累牍。因此，我只能从相处的轶事出发，对他过往的路有所勾勒。

    在日常生活中，季羡林是个执而不迂的人，其所执者，真也。大多数人都会因为生活打磨而主动褪去天真，卸下执着，常对“复杂”妥协，对“现实”低头，对“成熟”赞赏，像是煮熟的扇贝，听不到涛声，没有海洋的气息，没有蔚蓝的向往，以不成章法的顺从，蚀损内心溃不成军的坚持，但先生不是。2005年8月，有小学教材编写机构拜访先生，北京大学张保胜教授等和我陪同。编者希望将《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中部分文章节选录入小学课本，在初步讨论了内容、版权问题后，编者善意建议先生可以自行将《留德十年》和其他散文集、日记重新编订成书，教材编订机构可以纳入为小学生的名著推荐读本，并开玩笑表示“有些提到女人的内容不利于您这大师的形象”。本来当时宾主相谈甚欢，听到这句话后，斜倚在病床上的先生，急急地坐起来，双眉因激动几乎蹙合在一起，用手指着编写者说：“你不能你不能，我按时间日记，照着事情写散文，小学生要长大，他是理解一个人，不是理解一个圣人，我不是圣人，你们也别把我编成圣人”！编者只好尴尬地进行了解释，直到保证不改动内容，他才安静下来。十余年后回想此事，深觉他的确以纯良的本性，执着地恪守一个“真”字。记得少时家门长者曾作为先生的医生，力督我多跟随他有所进益，见过几面后我向家人抱怨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差。不料下一次见面，先生竟认真向我解释，表明在德国读书期间，因为语言原因，对所学的古语言只能速记，有时甚至画个只有自己认识的符号代替，长此以往则积习难改，并劝我应当写好钢笔字。对于个人字体这样的小事，先生都谦谨地向一个晚辈认真解释，对于小学教材，在他看来显非小事，他不在乎突然降临的荣誉，也缺乏恒久地在人心中塑造完美大师形象的野心，他显然在乎语文学习，在乎让孩子心中竖起一根强健的天线，接收四海八荒、古往今来的人文信号，尽量长成一个真实的人。

    在学术上，季羡林先生专而不炫。2003年，宗教管理专责部门为使藏传佛教传承能够有法可依，因此希望熟悉藏传佛教知识、有宗教管理部门的经历者学习法律知识，能够在规章制定和法律普及方面有所作为。我曾向先生求教，表明想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对藏传佛教转世传承的仪轨、制度有所参研。他在电话中谈起曾读过一位叫俞荣根的北大校友的文章，对中国传统和法律有很独到的见解，并认为政治和法学符合我的性格，因此建议我去俞教授所在的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大学认真读几年，并特别建议学习法律要以登堂入室的仪式感，从本科开始。事实上，他的信息已滞后，待我进入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教授已不在学校，而西南政法大学也早已迁离歌乐山，但这一选择改变了此后迄今我的全部生活，这是后话。

    2005年起，在参与相关规章制定的间隙，我写了很多自觉有哲理的关于宗教理解的句子，2007年整理后寄给先生，不久后他叫季承先生联系我，说要从医院回到北大等我“好好交流一下”。但2007年9月，当我兴致勃勃地带着久别且有所积累的骄傲，从西藏飞越重重的山、重重的水，到达北大他居住的园子时已是黄昏，推门进去后，余晖泻过房屋的玻璃，先生一脸的严肃甚至冷厉，他双手扶着椅托，被病症折磨得瘦削的身体和宽大的实木椅子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坐在那里彷佛砥砺着一种精神。至今仍然记得分别两年余，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怕你走偏了，我要趁着还活着想劝劝你，你寄给我的不是学术论文，是炫才大全”！本以为多年积累的对学术的理解足以取得对等的赞赏，却在甫一碰面被抽打得不知所措。但他没有照顾我的尴尬，而是对文章的每一个段落和很多我认为成功的句子进行了点评，最后他说：“这篇文章我大概数了，有两万零七百多字，包括题目、你名字，全文我能看懂、觉得别人能看懂、对题目而言有用的大概一千三百多字……”就这样，我在充满辩解的欲望和急切中，聆听了大约两小时的指正和批评，直到护士要求他必须回医院了才停止。在我临出门的时候，他说“三保（我的小名）你等一下，”我以强装出来的、可以接受一切批评的微笑看着他，他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我送送你！”

    那是北京9月的夜晚，先生行走已经有些颤巍，但能走的地方坚持不让我扶，我们慢慢地穿过北大校园，月光倾泻，柳叶婆娑，未名湖的秋水里还留着残荷。在老东语系的楼前，我们走了五个来回，说了一些以前的人和事，秘书便开始催他回医院。他匆匆对我说：“做研究不是学屠龙术，不是为了炫耀才华，更不是为了把神都能看懂的东西写得人都看不懂，研究是为了与有共同求知兴趣的人交流，这些东西你真想懂，得把《菩提道次第广论》《戒律论》认真读一百遍，最好读十年再写。”我对他突然提到的两本藏传佛教经籍有些莫名，看着他希望他有所解释，但他没有，秘书扶着他径自站着，闭上眼睛仿佛满心疲惫。在我说了告别走出一截后，他又喊住了我，然后轻轻抬了抬手，声音微弱地说了声：“好好的！”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脚下，他站的地方和我站的地方构成了两条垂直又各自延伸往远处的路，而我，恰好站在一个通往三个方向的中心，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朝着哪个方向与他告别。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直到他去世之后的第九年，在考证“转世”一词词源的时候发现了昔日旧文，用电脑统计了全文，是21003个字！那一瞬我才突然明白，他收到信后，并没有人把我的文字打在电脑上供他计算字数，而他以前也并不精熟藏传佛教典籍，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拖着病体，以已经散视的眼睛，认真地数出了两万多字！后来季承先生告诉我才知道，先生在收到我的信后，把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翻阅了一遍，对《菩提道次第广论》《戒律论》进行了认真阅读，才找我回来有所教诲。那是他生命可贵的最后两年，以他多病的身体和渐次迟钝的反应，我能想象他在阅读那繁复玄秘的语句时的艰辛……先生去世前，又郑重委托家人将部分与我研究相关的手稿、笔记、物件转赠给我，希望对我关注的领域有所助益。而作为晚辈，童性顽劣，庸庸碌碌，几无所成，回忆那一次所谓的“教诲”，显然至少他已经感知到衰朽的、残年的临近，在看到一个晚辈的文章后，遂以早年的负责，需要在最后的日子对他有所警策，而“好好的”三个字，是一个历经风雨的长者以旷达和依恋对一个晚辈最深沉、最凝练的祝福……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以广博的积累呈现了他的识见，在风格上又精工细密，仿佛中国古代壁画般重彩复色，缤纷有致。他一生真正做到了以学术为志业的忠诚博雅，忠诚代表了职业上的坚持，而博雅则不仅是知识的丰饶，最主要的是包括了心智的简朴化与蓄纳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为对美的热爱、对理智的追求、对他者和异见的宽容，博雅不仅在气质上显得温文尔雅，而且有言语上的风趣率真、行为上的礼貌周到，那是一种个体化的文明，其中融贯着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深沉浑厚，以及现代学者特有的敏锐细腻。季羡林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古语言学，将印度古典文献与中国古代宗教文献融合开拓为东方学。如今，先生门下以及承继的弟子多达两千余人，他们很好地葆有同样开阔的古今中外视界，使得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在世界独树一帜。

    季风来临的时节，端坐于秋，季风不寂。

    （作者系国务院扶贫办中国财富杂志社总编辑、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