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瑞

  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常常回忆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岁月。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教了30年的书，直至59岁时去世。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但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听母亲讲，父亲一生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教师，为此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1958年夏，县师范学校招生，父亲赶紧报了名去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村里就派他到离家10多公里的地方去出工修大坝，而且要住在那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爷爷高兴地来到工地，将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递到父亲手里，父亲很激动，但一打开就傻了眼，入学时间已晚了10余天。当时学校规定超出报到时间3天就不能再报到了，父亲又急又气，当场把通知书撕了个粉碎。

  没有上成师范学校，但父亲还是圆了他的教师梦。1965年夏，村里盖了新学校，决定让群众推荐一名民办老师，结果全村群众一致推荐我父亲为民办老师。就这样，父亲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父亲把教师这个职业看得很神圣，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前后30年，他从未旷过一节课。

  当时，我家的老房子因年久失修，屋顶到处漏雨，加上面积小住不开，经村里批准新划了一块宅基地。父亲为了不耽误教学，就利用我们放暑假的机会（当时我和二弟都在外地上学，而农村的学校不放暑假），父亲带领我们利用晚上和星期天自己动手打水泥檩，编苇箔（房顶上铺的），挖地槽，备土石料等，一切准备停当，到了秋天找了个村里的建筑队就把房子建起来了。在建房子前后半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从未耽误过一节课。

  父亲有时甚至做得都太不近人情。1983年，母亲得病需住院做手术，父亲因上课也没送母亲上车，也没有在手术前赶到医院签字。从母亲住院、手术到痊愈出院，前后半个多月，父亲竟一次也没来看望母亲。后来母亲算是理解了父亲，但父亲也一直为此事感到内疚。

  父亲是1995年4月15日去世的，他得的是心肌梗塞。在住院期间，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左手在输液，右手在写着什么，一会儿，他把我叫到跟前说：“这几天我不能去学校上课，需要请假，我已写好了请假条，你和你弟弟不管谁，要亲自送去，一份送给学校校长，另一份送到镇教育组。”我说不用送请假条了，让弟弟去说一声就行了，父亲没有同意，并说：“我这病无法行走，才让你们送请假条的，如果我能走我要亲自去请假。”

  从我记事起我就体验到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记得从我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文革”就开始了，社会上成立各种造反组织，到处串联。父亲总怕我们也跟着胡闹腾，经常对我们讲：“孩子，咱不参加任何组织，不去搞什么串联，人家怎么样咱管不了，但对你们我必须严管。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学校里不能学咱就在家里学，没有课本咱就去借，我给你们辅导。”在父亲的指导和敦促下，“文革”中，我和二弟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从未间断过文化课的学习。学校里不能学，我们就在家里学。我们家里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坐在八仙桌的一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他让我们在他的对面学习，实际上就是监督我们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二弟参加高考，均被录取，成了我们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和二弟同时考上学的事在我们县里传为佳话。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勤俭。记得我上大学时我把开学时带来的钱全用光了，实在撑不到放暑假，于是我就给父亲写了封信，让父亲再寄点钱来。10天之后我收到一张5元钱的汇款单和父亲的一封来信，父亲在信中说：“你奶奶、我和你娘都舍不得吃一个鸡蛋，目的是卖了鸡蛋攒点钱好供你们上学。这一段你母亲卖鸡蛋总共攒了10元钱，给你寄去5元，给你弟弟寄去5元，希望你们一定省着点花，千万不能浪费啊！别说咱没钱，就是今后有了钱，也不能大手大脚！”一遍遍看着父亲的来信，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提笔给弟弟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定照父亲的话去做。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放暑假我和弟弟都没有回家，在各自的学校里搞了一个多月的勤工俭学，一方面学了些实践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俩分别收入了50多元钱。第二学期我和弟弟不仅没有再向家里要钱，而且到了春节放假回家时，还分别交给父亲10元钱，父亲高兴地说：“孩子，你们长大了，懂事了，知道该怎么做了，今后就是参加了工作我也放心了。”

  父亲永远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思想源泉。

  （作者单位：莱芜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