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草”动 “雁”过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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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抒雁生平

  当代诗人、作家。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其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2012年5月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诗刊》社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情编年》等,散文随笔集《悬肠草》、《秋思》、《分香散玉记》等。获得过各种文学创作奖,并有多种文字翻译的诗作发表于国外。2013年2月14日,雷抒雁逝世,享年71岁。

  在网上看到《冯骥才、于丹等八位名家致信20年后的自己》,里面有雷抒雁写给自己的信,他说:“今天,我们全民族正在努力完成一个‘中国梦’。这正是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一个梦想。亲爱的,20年后这封信我希望你能有幸收到。”信尾写着,“抒雁 2013.1.16”,转眼间,这成了一封无法抵达的信。但这位对国家和民族心怀祝福的老人,他一生都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呼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以铮铮作响的声音抒写着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命欣喜、忧思和深沉的思索,激励着我们努力去完成“中国梦”。——编者

  ■本报记者 杨桂青 石天强 张书慧

  著名诗人雷抒雁的诗歌被一些省市用来做中考高考考试题,有的还被编入教材。“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啊?”我们问雷抒雁。雷抒雁朗声大笑道:“那就变成‘强迫阅读’了。”

  2月14日凌晨,雷抒雁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眷恋的世界。21日,众文朋师友及亲人来到八宝山公墓为他送别。“光光溜溜来,潇潇洒洒活,从从容容走”,妻子马利的这段挽词,活现了雷抒雁生前的形象。

  2009年9月8日、9日,我们连续两天采访了雷抒雁,还有很多稿子之外的声音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笔记里。送别之际,我们又翻开旧笔记,逐字逐句重温他留下的声音。“风吹‘草’动,‘雁’过留声”,雷抒雁曾几次对我们这样笑谈。

  让孩子们知道土地里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儿

  记者:您怎么评价您这一生?

  雷抒雁:一个人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化。我这几十年经历的东西很多。我若早一点出生,会和王蒙他们一样成为更老一代的作家,但也可能成为老一点的“右派”,我晚生了几年,躲过了那场劫难。但如果再晚生一点,就不会经历一些东西,比如“大跃进”时期的去人民公社吃食堂、“文革”等,那也会是很遗憾的事情。你们没经历过战争是好事,但是战争也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记者:您经历过战争吗?

  雷抒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西北野战军从延安过来解放我们。我母亲着急了,到处找我,后来在村头看到我正跟一群孩子玩儿呢。母亲拉上我的手就跑,她自己腿都软了,跑不动了,嘴里喊着,“赶快回家,赶快回家”。院子大的人家挖了防空洞,我们就钻进人家的防空洞里。

  这场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对新中国成立有什么印象?

  雷抒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泾阳县城里也在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县城唯一的广场上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从延安过来的冯石光是我们县的第一位女县长,她用我们的方言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农民对新中国的熟悉是从两件事开始的,一是土地改革,一是接触干部。那时的干部虽然不是老百姓选的,但是跟老百姓的距离很近。他们每天到老百姓家里去吃饭,每天到处跑着处理各种事情。

  记者:故乡的经历对您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吗?

  雷抒雁:是的。关中农村的所有农活,我都能干,种地、收麦、摞草垛。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我根深蒂固的记忆,它们是我所有经验的土壤和胚胎。西方的一位作家说,文学就是一种记忆。有时候我很想到农村包几百亩地,专门重现当年劳动的场景,撒种、锄地、收割,让现在的孩子们去体验,知道土地里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儿。

  小时候我随母亲步行去商洛舅舅家,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辋川,当年王维在这里呆过,写过《辋川集》。到秦岭顶上,当年韩愈在这里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这一路体验的都是唐诗里的那些感受。路边的小溪、岩边的古松、树上挂的藤蔓,都复活了那些诗句。我也正是通过这些情景记忆进入诗的。青少年的记忆是诗发芽、萌生的根基,我在这些根基上找到了真正的诗。

  记者:生活和创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雷抒雁:我觉得生活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不是现在所说的刻意去深入生活,而是生活已经沉淀到我们的记忆中了。对人生的体验必须很丰富了,才可以成为作家。

  文学是以沉重的步伐迈进,生活是以快捷的步伐前行。我曾说过,新闻就像伐木工伐木,拿着锯,很迅速地就把树伐倒了;文学就像挖人参,先用红绳拴住,然后再慢慢挖,还要以一种崇敬的心情,一根一须,都要弄仔细。所以,文学的深度和生活、新闻的快捷是矛盾的,文学要追求一种恒久。

  记者:您对少年作家有什么忠告?

  雷抒雁:现在的文学创作是很活跃的,小学生都出书,更不用说中学生、大学生了。一个人性格和心理的形成基本上在青少年时代完成,以后都只是修正。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丰富性基本上把一个人的骨架给定下了。我对现在的孩子感到畏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少年时代不游戏,更多的是在枯燥的书本里度过的,这些是完全留不下影响的。席勒说:“当人游戏的时候,人才是真正的人。”现在的小孩儿写的小说受电视剧影响很大,但就是没有他们的生活,这是很可怕的。他们没有生命的记忆。

  随手能找到的武器就是诗

  记者: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出现了全民诗歌热潮。类似热潮在新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到了特定的时候,人们总是借诗歌去表达。这是为什么?

  雷抒雁:当一个人激情迸发时,或者遇到比较紧急的事情时,他随手能找到的武器就是诗。

  我们这代人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革命文学的影响,还有苏俄文学的影响,非常重视诗的品格、文学的品格。我们总是想做“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做精神的启蒙者或者张扬者,寻找生活中的精神力量。我们觉得诗是给人力量的,诗是最有力量的。

  记者:张志新事件发生后,您写了长诗《小草在歌唱》,至今传颂。您在这首诗里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

  雷抒雁:我写《小草在歌唱》的时候,就是觉得张志新一个这么善良的人,却蒙受了如此大的灾难,真是惨绝人寰。她不想死,她有母亲、孩子,可是她死了。她让我们对生活有一种觉醒。在她清醒的时候,我们还在愚昧中,那种麻木状态是很卑鄙的。“大山倒下来了”,当时我们有那么多男子汉,“男子汉伟岸得像森林一样”,可是扛起这座大山的却是一个女性柔弱的肩膀。我当时是为一个苦难者、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真正的女性去写的。所以,我写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不是简单的政治事件,我是在歌颂一个人,从人性的角度来写的,是贯穿了我的情感在里面的。这就是现在朗诵起来还有那么多人为她掉泪的原因所在。胡风当时说,像张志新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对不一样的事情,却能用相同的情感去体会。

  记者:您怎么看待苦难?

  雷抒雁:我觉得一个人总要想一些苦难的事情。你不应该因为自己躺着的床很柔软就以为全世界都是那么柔软。你也许不能帮别人什么,但同情心不能失去。你不能够漠视苦难,不能任由不公正的东西存在。有人被别人欺负,你不能帮他去打架,但是你可以发出声音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人格、性格,这是诗歌的责任。

  记者:您的这个观点跟现在的文化取向,尤其是娱乐文化风向正好相反。

  雷抒雁:现在说的“娱乐至死”,是一阵风,很快就会飘过去了。唐山大地震中死了20多万人,汶川大地震又死了10多万人,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出现不稳定,这就说明了我们生活的凝重感。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所以她很强大。

  人失去一点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人的精神。其实,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你的不是皮肉,而是精神。精神垮了,皮肉也就垮了;精神黑暗了,皮肉也就麻木了。

  记者: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生命力,有什么“秘笈”吗?

  雷抒雁:写作,尤其是写诗,像激光一样,要把你的情感集中到一个点上打进去,再从内到外扩散。写诗要找一个角度,就像足球罚点球,要找一个很刁的角度把球踢进去,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写诗的痛苦往往在这里。

  像我这个年龄还在写作,还在“死皮赖脸”地写诗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三个东西支撑着我。一是要保持一种活力。写诗总是要有激情的,即便在文字上很冷静,内心永远也是燃烧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热和冷的问题。二是要超然于时代的诱惑。这个时代诱惑很多,不平衡也很多。不但败坏情绪,有时候是会伤诗的。三是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年轻人学习。不是说年轻人的创作是完善的、完美的,而是说其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青春迸射出的激情。不断地从中吸收,就可以保持精神上的青春状态。这也就是所说的“河海不择细流”。

  记者:您用电脑写诗吗?

  雷抒雁:我写诗仍然是手写,简单的手工操作。就像一个老字号做“驴打滚”的时候,做得很精细,做得也不多,生怕对不起顾客。而别人已经在批量生产了。我会把词语、句子,放在思想的戥子上称来称去,所以不会为了钱去写作。我始终认为,写诗是一种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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