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生平

  当代诗人、作家。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其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2012年5月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诗刊》社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情编年》等，散文随笔集《悬肠草》、《秋思》、《分香散玉记》等。获得过各种文学创作奖，并有多种文字翻译的诗作发表于国外。2013年2月14日，雷抒雁逝世，享年71岁。

  在网上看到《冯骥才、于丹等八位名家致信20年后的自己》，里面有雷抒雁写给自己的信，他说：“今天，我们全民族正在努力完成一个‘中国梦’。这正是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一个梦想。亲爱的，20年后这封信我希望你能有幸收到。”信尾写着，“抒雁 2013.1.16”，转眼间，这成了一封无法抵达的信。但这位对国家和民族心怀祝福的老人，他一生都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呼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以铮铮作响的声音抒写着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命欣喜、忧思和深沉的思索，激励着我们努力去完成“中国梦”。——编者

  ■本报记者 杨桂青 石天强 张书慧

  著名诗人雷抒雁的诗歌被一些省市用来做中考、高考考试题，有的还被编入教材。“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啊？”我们问雷抒雁。雷抒雁朗声大笑道：“那就变成‘强迫阅读’了。”

  2月14日凌晨，雷抒雁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眷恋的世界。21日，众文朋师友及亲人来到八宝山公墓为他送别。“光光溜溜来，潇潇洒洒活，从从容容走”，妻子马利的这段挽词，活现了雷抒雁生前的形象。

  2009年9月8日、9日，我们连续两天采访了雷抒雁，还有很多稿子之外的声音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笔记里。送别之际，我们又翻开旧笔记，逐字逐句重温他留下的声音。“风吹‘草’动，‘雁’过留声”,雷抒雁曾几次对我们这样笑谈。

  让孩子们知道土地里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儿

  记者：您怎么评价您这一生？

  雷抒雁：一个人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化。我这几十年经历的东西很多。我若早一点出生，会和王蒙他们一样成为更老一代的作家，但也可能成为老一点的“右派”，我晚生了几年，躲过了那场劫难。但如果再晚生一点，就不会经历一些东西，比如“大跃进”时期的去人民公社吃食堂、“文革”等，那也会是很遗憾的事情。你们没经历过战争是好事，但是战争也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记者：您经历过战争吗？

  雷抒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西北野战军从延安过来解放我们。我母亲着急了，到处找我，后来在村头看到我正跟一群孩子玩儿呢。母亲拉上我的手就跑，她自己腿都软了，跑不动了，嘴里喊着，“赶快回家，赶快回家”。院子大的人家挖了防空洞，我们就钻进人家的防空洞里。

  这场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对新中国成立有什么印象？

  雷抒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泾阳县城里也在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县城唯一的广场上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从延安过来的冯石光是我们县的第一位女县长，她用我们的方言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农民对新中国的熟悉是从两件事开始的，一是土地改革，一是接触干部。那时的干部虽然不是老百姓选的，但是跟老百姓的距离很近。他们每天到老百姓家里去吃饭，每天到处跑着处理各种事情。

  记者：故乡的经历对您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吗？

  雷抒雁：是的。关中农村的所有农活，我都能干，种地、收麦、摞草垛。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我根深蒂固的记忆，它们是我所有经验的土壤和胚胎。西方的一位作家说，文学就是一种记忆。有时候我很想到农村包几百亩地，专门重现当年劳动的场景，撒种、锄地、收割，让现在的孩子们去体验，知道土地里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儿。

  小时候我随母亲步行去商洛舅舅家，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辋川，当年王维在这里呆过，写过《辋川集》。到秦岭顶上，当年韩愈在这里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这一路体验的都是唐诗里的那些感受。路边的小溪、岩边的古松、树上挂的藤蔓，都复活了那些诗句。我也正是通过这些情景记忆进入诗的。青少年的记忆是诗发芽、萌生的根基，我在这些根基上找到了真正的诗。

  记者：生活和创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雷抒雁：我觉得生活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不是现在所说的刻意去深入生活，而是生活已经沉淀到我们的记忆中了。对人生的体验必须很丰富了，才可以成为作家。

  文学是以沉重的步伐迈进，生活是以快捷的步伐前行。我曾说过，新闻就像伐木工伐木，拿着锯，很迅速地就把树伐倒了；文学就像挖人参，先用红绳拴住，然后再慢慢挖，还要以一种崇敬的心情，一根一须，都要弄仔细。所以，文学的深度和生活、新闻的快捷是矛盾的，文学要追求一种恒久。

  记者：您对少年作家有什么忠告？

  雷抒雁：现在的文学创作是很活跃的，小学生都出书，更不用说中学生、大学生了。一个人性格和心理的形成基本上在青少年时代完成，以后都只是修正。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丰富性基本上把一个人的骨架给定下了。我对现在的孩子感到畏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少年时代不游戏，更多的是在枯燥的书本里度过的，这些是完全留不下影响的。席勒说：“当人游戏的时候，人才是真正的人。”现在的小孩儿写的小说受电视剧影响很大，但就是没有他们的生活，这是很可怕的。他们没有生命的记忆。

  随手能找到的武器就是诗

  记者：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出现了全民诗歌热潮。类似热潮在新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到了特定的时候，人们总是借诗歌去表达。这是为什么？

  雷抒雁：当一个人激情迸发时，或者遇到比较紧急的事情时，他随手能找到的武器就是诗。

  我们这代人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革命文学的影响，还有苏俄文学的影响，非常重视诗的品格、文学的品格。我们总是想做“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做精神的启蒙者或者张扬者，寻找生活中的精神力量。我们觉得诗是给人力量的，诗是最有力量的。

  记者：张志新事件发生后，您写了长诗《小草在歌唱》，至今传颂。您在这首诗里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

  雷抒雁：我写《小草在歌唱》的时候，就是觉得张志新一个这么善良的人，却蒙受了如此大的灾难，真是惨绝人寰。她不想死，她有母亲、孩子，可是她死了。她让我们对生活有一种觉醒。在她清醒的时候，我们还在愚昧中，那种麻木状态是很卑鄙的。“大山倒下来了”，当时我们有那么多男子汉，“男子汉伟岸得像森林一样”，可是扛起这座大山的却是一个女性柔弱的肩膀。我当时是为一个苦难者、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真正的女性去写的。所以，我写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不是简单的政治事件，我是在歌颂一个人，从人性的角度来写的，是贯穿了我的情感在里面的。这就是现在朗诵起来还有那么多人为她掉泪的原因所在。胡风当时说，像张志新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对不一样的事情，却能用相同的情感去体会。

  记者：您怎么看待苦难？

  雷抒雁：我觉得一个人总要想一些苦难的事情。你不应该因为自己躺着的床很柔软就以为全世界都是那么柔软。你也许不能帮别人什么，但同情心不能失去。你不能够漠视苦难，不能任由不公正的东西存在。有人被别人欺负，你不能帮他去打架，但是你可以发出声音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人格、性格，这是诗歌的责任。

  记者：您的这个观点跟现在的文化取向，尤其是娱乐文化风向正好相反。

  雷抒雁：现在说的“娱乐至死”，是一阵风，很快就会飘过去了。唐山大地震中死了20多万人，汶川大地震又死了10多万人，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出现不稳定，这就说明了我们生活的凝重感。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所以她很强大。

  人失去一点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人的精神。其实，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你的不是皮肉，而是精神。精神垮了，皮肉也就垮了；精神黑暗了，皮肉也就麻木了。

  记者：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生命力，有什么“秘笈”吗？

  雷抒雁：写作，尤其是写诗，像激光一样，要把你的情感集中到一个点上打进去，再从内到外扩散。写诗要找一个角度，就像足球罚点球，要找一个很刁的角度把球踢进去，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写诗的痛苦往往在这里。

  像我这个年龄还在写作，还在“死皮赖脸”地写诗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三个东西支撑着我。一是要保持一种活力。写诗总是要有激情的，即便在文字上很冷静，内心永远也是燃烧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热和冷的问题。二是要超然于时代的诱惑。这个时代诱惑很多，不平衡也很多。不但败坏情绪，有时候是会伤诗的。三是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年轻人学习。不是说年轻人的创作是完善的、完美的，而是说其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青春迸射出的激情。不断地从中吸收，就可以保持精神上的青春状态。这也就是所说的“河海不择细流”。

  记者：您用电脑写诗吗？

  雷抒雁：我写诗仍然是手写，简单的手工操作。就像一个老字号做“驴打滚”的时候，做得很精细，做得也不多，生怕对不起顾客。而别人已经在批量生产了。我会把词语、句子，放在思想的戥子上称来称去，所以不会为了钱去写作。我始终认为，写诗是一种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