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宏宝

  雷抒雁先生生前手定的诗歌集，有两本叫《激情编年》的。一本于1999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将自己1979到1999年的诗作结集命名为《激情编年：1979—1999》，作为自己伴随改革开放20年的诗性写作的总结。一本于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将自己持续30年的诗歌创作结集出版，命名为《激情编年：雷抒雁诗选·从1979年到2008年，从〈小草在歌唱〉到〈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与改革开放30周年相呼应。这说明雷抒雁对“激情编年”这个命名的喜好。无论是从诗人本人的结集行为，还是从出版社的出版行为，其中都存在着一种将雷抒雁持续的诗性写作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关联起来的意义凝聚过程。“激情编年”这个命名，不仅意味着结集出版行为对雷抒雁诗歌写作的编年体例，也意味着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承载了一个诗人用词语的雕刀雕刻激情波动30年潮起潮落的个人经验以及时代在心灵上的印记。

  打开这种“编年体例”的诗集，你就会发现，那里面不仅是某首诗创作的纪年，而且你还会发现年成的好坏，是风调雨顺，还是干旱多灾，且成色也有微妙变化。这就像是诗的年轮，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得到了清晰的映射。

  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对于中国，对诗人本人，对于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非同凡响的。“这30年”不是时间的累加计算，不是翻过去的一页页日历，而是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去成为什么的活生生的步履。对于中国，我们把它命名为改革和开放的30年！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但对于每一个个体，却有着各自不同的30年。其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无法穷尽的。雷抒雁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去的30年，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的每个普通的公民来说，都是最重要和最了不起的年代。历史学家会以他们凝重的文字将它镌刻在纪念碑上；普通人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对于一颗敏感而活跃的诗心来说，则会有激情的篇章写下情感的记录。所以，我在《激情编年》的序言中说：‘这些诗不是对历史的追忆。它是历史的情感见证。即便不是对一个个伟大事件的述说，也是由那些事件的波动，在心灵里留下的擦痕。’”

  雷抒雁持续30多年的诗性写作，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尤显独特：当我们环顾这30年的诗坛时，国内又有哪一个人以写诗的方式，与这个非凡的时代相终始呢？聚变的时代，并非有利于诗，聚变恰恰可能使某些人的诗性方式失效而折翅沉寂。但是雷抒雁作为诗人，却一直在用他那独特的词语雕刀，雕刻着灵魂深处的波纹，镌刻着鲜明的自我。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使我深深地怀疑一个被当成常识的论断：诗是年轻人的事情。追溯起来，这个常识其实主要来自浪漫派。古代的诗人，像杜甫、白居易和苏轼，都不是吃青春饭的。看来，诗与年龄无关，而是与一个人是否能对生活进行持续的诗性思考有关。

  雷抒雁这30年的诗性写作，以1986年至1987年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85年这个时期，雷抒雁以反思批判、生命意识和启蒙意识三个方面形成的“自我”，承担着思想解放年代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并雕刻出深刻觉醒的自我。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在这第一个阶段，雷抒雁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1949年以后的政治抒情诗推到了新的阶段，即改变了过去那个“传声筒”式的政治抒情诗的“我”，建立起了以反思批判、生命意识为背景的觉醒了的“自我”为根基的政治抒情诗。雷抒雁在谈到自己的经典作品《小草在歌唱》的创作经历时曾说，他是凌晨1点钟爬起来写的，到黎明五点钟写就。他说，“那一夜我和诗都醒着”。这里“我”的醒，是指人的觉醒，从那种“昏睡”、“麻木”状态的觉醒，觉醒自己是人以及人作为人的尊严，觉醒到人的世界的高贵、正义等。这首诗之所以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是因为他正是以这种人的觉醒，不仅批判那个“昏睡”的时代，而且进行犀利的自我批判，建立了人的觉醒的天平，来度量生活。而诗的“醒”则更意味深长，因为在“昏睡”、“麻木”的年代，诗也会昏睡、麻木。诗的醒意味着一种文学的觉醒，从匍匐的、传声筒的诗，觉醒为独立的诗。这种人与诗的双重觉醒，不仅是《小草在歌唱》的思想和诗性的力量，也是此一阶段雷抒雁创作的主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1986年—2008年的第二个阶段，雷抒雁前期那种以社会承担为主调的反思批判和生命意识的“自我”，转向了以个体生活体认为主调的“自我”，这个“自我”进入了更为宽广的“生活世界”。在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认中，雷抒雁写出了非常饱满、非常独异的抒情诗，获得了他个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并构成了中国当代抒情诗的极为重要的创获。雷抒雁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变化中，深刻体现了身处变革时代的艺术家从封闭的时代走向广阔而开放的生活世界的自我探索，其中蕴含着诗性写作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很少有作家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转变。许多作家在反思的井喷压力消失之后，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活力。仿佛河流在狭窄处易于激荡，在宽阔平缓处却趋于平静一样。而那些在生活变得宽广的时期开始写诗的人，却失去了方向。

  雷抒雁自己曾经思考，诗不再归于庙堂之高，是否就必然归于江湖之远，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面对生活的开放和多元，雷抒雁虽然也有痛苦和忧伤，但那已经觉醒的诗心却没有迷失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捕捉生活世界的诗性意象，以诗性的旋律把它们凝结起来，将日常经验提炼为诗。布谷鸟在城市上空的啼叫（《都市布谷》）、一辆生锈的自行车、窗前飘过的云等日常经验，都被他捕捉为生命的刻度，并凝聚为生命的诗性年轮。大家读这首《岁月》（1989）：“谁在背后推我/看我踉踉跄跄/如一片秋叶在风中起落/惊回首/哦，又是你——/岁月”。

  雷抒雁的诗歌观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真正的诗人不仅要会写情诗，还要会写战歌。因此，即使在后期对广阔的生活世界进行诗性凝聚的写作中，雷抒雁仍然写出了《泥泞》（1991）、《十月，祖国！不只是十月》（1999），《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2008），《悲回风：哀悼日》（2008），以及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的《最初的年代》（2009）等情感和意象都非常饱满的政治抒情诗。这表明了雷抒雁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抒情诗人特有的诗性思考的宽阔的音域，情感投射疆域的广度。在变革年代走向多元化开阔地带时，写诗的方式转向了个人体验。这使得许多人误以为诗就是个人的悄声细语，甚至成为私人化的写作。这就使得过去30年中，诗歌自动地将自己从积极的社会化承担放逐到了无关宏旨的边缘。从这种角度看，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构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绝无仅有的现象，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始终认为，雷抒雁是一位变革时代的杰出诗人。雷抒雁的诗在进行诗性表达时，既探索个体“自我”的抒情本源，又保持这个“自我”与大地的密切关系。在对个体“自我”之抒情本源的探索中，雷抒雁从未陷入纯粹个人的一己世界；在与大地保持密切关系上，他又不是固步自封地重复旧现实主义，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意义的平衡关系；他在探索诗的意象表达和意境创作上，大胆表现生命体验的诗性起源和感性经验中的生命意义，却没有陷入非理性的或无意识的晦暗不明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具人本现实主义的诗风。而在这一切中，都有他作为一个变革时代抒情诗人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