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华

  “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在3月4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一位科技界委员在联组讨论时，背诵了一首诗词《沁园春·霾》。今天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民间近期广为流传的这首诗词中一目了然。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书中，弗洛伊德曾以悲观的口吻谈到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主要的任务，或者说它整个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人类不受自然的危害。”按照这一观点，当下成为热门词汇的生态文明、生态文化，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最终获得和谐。

  人类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与自然环境的抗争史，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还是见于巴比伦、古希腊与犹太神话中的大洪水，都生动地表明人类肇始之初的艰难处境，和人类与自然之间那种剑拨弩张般的关系。奇怪的是，这种紧张没有摧毁人类，反而催生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文化史的总结并不正确。中国典籍中不乏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记录。无论是“杨柳依依”，还是“鹿鸣呦呦”，《诗经》中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与珍视，体现了歌咏者“在家”的优游，对于时间与空间最为精细的感受与描写，也无不以自然为坐标。田园乡野渐渐成为精神栖息之所的隐喻，这与老庄思想始终对文明抱有的深层怀疑相关。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自然绝非文明的对立面，而是人类存在状态的重要之维，能随时补文明之不足。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其影响不仅仅在于结束了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们眼中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它将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傲慢的将理性凌驾于万物之上。曾经战栗于自然的威力无穷、变幻莫测的人类，自命为自然的主宰，对之进行无情的掠夺和役使。这种傲慢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摧毁自然的同时，人类也在摧毁自己的家园。这不啻于对精于计算的理性最大的讽刺。在这一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如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大众一样，日益感受到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侵蚀，在“自然”逐渐从日常生活中缺席和退场之际，人们不得不为脆弱而危险的生存环境惶惶不安。

  生态文明、生态文化的提出，当然与目前人们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直接相关。但我们所要面对的，绝非仅仅是局部的、时代意义的环境问题，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存问题。

  其中最为首要的，就是提倡一种生态伦理学，提醒人类关注其自身的有限性：在自然面前，任何一种自我膨胀都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而这种灾难就近在眼前。日本福岛的海啸、雾霾、食品安全等都是例子。

  我们处于发展阶段，有很多东西可资借鉴。但这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复制西方国家先进的生态“技术”，而应该是本土经验的一种恢复：对于自然万物的亲近与珍视，重新找回那种身处家园之感。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