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

  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

  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

  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名著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

  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

  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

  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

  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印象：祖父的家书“函授”

  ■陈智超 口述 祁雪晶 采访整理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

  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

  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

  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

  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

  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

  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

  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

  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

  （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话：要反思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

  ■通讯员 祁雪晶

  陈垣留给我们怎样的精神遗产？笔者就此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学者——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和教育学部教授孙邦华。

  笔者：从教育家的角度而言，你认为陈垣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邦华：就校长角色而言，陈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样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也不像张伯苓那样是一个管理者型的校长。前者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后者事必躬亲，将管理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陈垣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教学、治校、为学、育人的方方面面。如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会通中西的办学宗旨；坚持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和高标准要求；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应该重质而不是重量，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及成果；大学管理者应该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对大学的影响重在精神力，不必做一个低层次的事务性校长。

  周少川：陈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观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流传依然历久弥新。他强调基础教育，尤其是国文教育，源自于他朴素的理念——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致力于能力培养，让教师、学生都动起手来，源自于教育家“知行合一”的信念；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师范教育更是一个教育家的本色体现。

  笔者：陈垣教育理念是否都沿承至今？

  周少川：谈起对陈垣理念的沿承，我重点说一些遗憾的地方。举一例，援庵先生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开始于1938年，在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师资的问题，1948年后就不再开设此课了。1980年后，陈乐素先生子承父业，又开了这门课，其弟子也有零星地开了此门课程的，但在大多数高校的历史专业，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了。如今许多学者呼吁历史教学必须有“史源学实习”课，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个呼声。实际上，陈垣其他很多理念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实现，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他的教育理念，以供后来者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