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质疑幼儿园，幼儿园认为家长的怀疑影响其社会声誉，这显然是相互间对各自行为底线的怀疑。这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道德冲突，而变成一个法律问题了，应该走法律通道解决问题。希望通过调解或者相互退让达到和解的目的，是过去时常采取的解决手段。当然，调解手段至今也仍然在广泛地使用着，是中国社会解决民间冲突的重要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调解纠纷的价值仍然非常大，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还存在另外一个手段，即法律途径，而且，法律在调解纠纷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在家长质疑幼儿园的案例中，大家往往关注冲突双方，被质疑有“虐童”行为的老师却被忽视了。其实，如幼儿园声称，任何一个幼儿园都会用师德来感召教师对儿童发展的使命感，同时也有一些管理规范帮助教师正确地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但是，人性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压力巨大，有时在某个场合，教师和所有人一样，也会把持不住。因此，幼儿园对教师的管理，常规管理可能没有问题，但是，超越底线的行为不会因为我们的师德教育而“绝迹”。

  学者秦晖曾经讲过，所谓底线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重叠共识”。家长质疑学校，这是父母之爱的表现，是自然的人性流露。对此，幼儿园作为教育机构应该处之泰然，配合家长收集相应的证据。一方面证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防止真有此类现象的存在，即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再好，我们也不能保证某个教师在某个时刻因为受到某种冲击，而出现一些行为问题。家长质疑教育机构应该负责任地质疑，需要搜集一些证据，保留一些现象，在理性层面上与幼儿园交涉。该案例恰恰暴露了我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人们的共识“重叠”程度还不高，在冲突中，混合了道德约束与法律管理间的冲突，也混杂着“弱者同情”与“法制文明”间的差异。

  同时该案例也暴露了教育机构在应对危机中的不足。教育机构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相应地增加。教育机构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放低身段，改变自己专业权威的理念，学会和公众沟通，在管理中意识到要和公众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解决问题。配合家长收集证据，解决自己的问题，要考虑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启动应急机制，应对质疑对自己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教师“虐童”的事件，应该思考用什么样的机制去减少该事件对机构的影响。

  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教育机构和公民也都各具心态和行为方式的特征，而意识到法律文明和道德文明的区别，是理性行为和管理科学的开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