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针对一些媒体在芦山灾区拍到的汶川地震后重建房墙体开裂、脱皮等情况的照片，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和求证。专业人士表示，对有些校舍墙体的开裂、脱落要科学认识，主体结构受损才能算危房。芦山县初级中学部分建筑物的墙体受破坏在预期之内，达到《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要求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标。另据中国教育报4月22日报道，在芦山地震发生时，该县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校舍无一垮塌，有效保障了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

  汶川地震中的校舍坍塌事故可谓教训惨痛，后续的诸多声音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抹上了厚厚的阴影，校舍安全问题一时间成为灾难报道中的一个敏感话题。相比较而言，芦山地震中“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校舍无一垮塌”值得肯定。它传递了一个暖人的警示信号：安全不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和结果，我们完全有能力将生命寄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灾难面前，给生命一个安全的承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中国政府于2009年实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一轮的校舍安全排查工作，对校舍安全做出了明确的防震级别和安全指数要求，以期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在这次芦山地震中，新建校舍承受住了七级地震的摇晃，它托起的不仅仅是生命本身，更是一种新的希望。

  学校是孕育理想和希望的地方，保障校舍安全，关乎民族的未来。在校舍安全问题上，如何强调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地震频繁的日本、智利、美国等国家，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校舍安全的民生保障立法进程，学校被列入了紧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范畴，校舍的安全标准因此更为“苛刻”。

  1933年，美国长滩发生6.3级大地震，众多校舍被毁，加州政府随即通过“菲尔德法案”，详细规定了建筑设计标准、监管机构、审查程序、惩罚措施等内容。在智利，为了推行更高标准的建筑抗震规定，政府出台了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所有校舍都能够“按抗9级地震设计”。日本早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就着手制定校舍安全政策，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开始实施“校舍补强计划”，对不具备抗御7级地震的校舍进行加固，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后，日本政府迅速启动了面向45万所公立中小学的“五年补强计划”。

  这些国家的防震思路非常清晰，学校是所有灾难的第一避难所，无论地震有多严峻，孩子们的校舍不能倒。一旦发生灾难，学校的功能不仅仅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是立即成为人们避难的中心。

  国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醒中国，加强校舍安全建设，必须走法制化道路。其实，中国的校舍安全政策并不是一片空白，从1986年发布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开始，目前发布的有关校舍安全建设的政策和规定不下二十个。其中，汶川地震后，多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做好学校校舍抗震安全排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成为最具分量的一份指导性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各类学校校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在校舍安全问题上，每一次灾难发生，总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的法律或政策保障问题。然而回过头来才发现，相关的政策并不是没有，也不是很少，而是早早地搁在那里。在如此之多的政策框架内，为什么校舍安全事故无法根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政府投入不足、政策制定时对现状估计不足、对校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认识不足、校舍安全的责任主体比较模糊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相应的监管机制未能跟上。许多政策依然停留在“规范”和“呼吁”层面，虽然对校舍安全指标给出了明确界定，但鲜有惩治性的监管措施。

  在坚固的混凝土结构深处，把校舍建设成真正的第一避难所，同样意味着要赋予校舍一个特别的人文关怀维度。在牢固的建筑中间，流动着的是某种暖人心扉的细节，这才是安全的全部真谛所在。在美国加州，校舍规划之初，就划定了存放求救哨、安全帽、应急水、耐火救生绳、逃生呼吸器等防震设备的特别区域，以备紧急之需。教室墙壁和课桌外侧都增设了特殊的储藏装置，那里存放着花生、牛肉干之类的高能量食品。显然，这些人性化的细节设计，不仅给了孩子们紧急求生的希望，还给了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淡定，因为“心中有数”，所以不再惧怕地震，这种可贵的从容恰恰是校舍安全在人文关怀维度上的微妙注脚。

  （作者系西北师大传媒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