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却咏梅

  作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新作《生死十日谈》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真实可感的中国农民精神调查，它以在场的方式直面辽南农村自杀问题，忠实地记录自杀遗族的声音，呈现不同角色的立场和叙事者现场感受，折射出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底层、关注故乡的作家，孙惠芬的《上塘书》关注辽南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及价值感的丧失；影响很大的《民工》讲述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遭遇，以及这个阶层在城市文化氛围中的压抑和自尊；新作《生死十日谈》则关注被现实漠视的农民精神出路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它是中国现实中最隐蔽、最残酷、最无解的一面。

  “在中国，80%以上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农村。”孙惠芬说，当初她是跟随一个“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课题小组，从大都市“滨城”到达辽南县城“翁古城”，继而又走到“曹崴子”、“石岭”等乡镇，最终落脚在“小王屯”、“下黄”等各个小队，采访了两百多个自杀遗族，经过思考、沉淀、整合，将他们的声音浓缩到十天的故事中。然而，这十日中所包含的信息量以及从这些自杀遗族的访谈中渗透出来的社会问题，十日何谈尽？这些问题包括土地流转、农民居所进城精神不进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区别、乡村大学生的进城与回乡等，农民生死的现实不再仅是物质的。在孙惠芬看来，“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困苦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这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这本小说被很多书评人称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但该书的上架类型却是“长篇小说”，对此，孙惠芬称：“有意选取‘十日谈’这样一种故事类文学手法，但确实不是按传统小说写法写的。”而在该书责任编辑脚印看来，“小说的真实性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完全抛弃了它到底是小说还是纪实的概念，它提供的那种真实，可能比小说想表达的真实和我们想表达的真实更真实，这就是这个作品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中国农民调查》关注三农问题，那么《生死十日谈》则记录了解决三农问题进程中、我们将要大规模进行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精神困境，我们“看见”——农民真难！农民精神出路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