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李朋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殷忠民

    重视学习型工具书的使用，是国际语言教育界一个普遍的共识。以学习为本、以学生为本，是学习型工具书遵循的重要出版原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提供给学生的工具书细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出现学生与成人使用一样的工具书的现象。学习型工具书的发展在我国可谓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全球视野下的学习型工具书

    ——访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组书记、著名出版家李朋义

  吕 慎

  【围绕上半年的学生字典政府采购新闻事件，社会各界有不同的关注点，也纷纷表达各自的见解。其中一个声音就是：中小学生到底应该使用大众通用字典，还是应该使用学习型字典？对于“学习型字典”这个国人听起来比较陌生的概念，我们不妨也尝试从全球视野下来考察一下。】

    事实上，学习型工具书作为工具书的一个类别，在西方语言教育中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很多知名品牌的学习辞典享誉全球，为母语和非母语学习者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在我国，以外研社为代表的外语学习出版机构长期致力于引进国外的学习型工具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著名出版家李朋义。

    学习型工具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李朋义曾领导外研社在中国外语出版领域创造过很多辉煌，对于外语学习类工具书，他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李朋义介绍说，西方语言教育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因此学习类工具书有着很长的发展史，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A·S·Hornby经过长期探索和研究，编著了《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这一工具书总结了英语教育界的许多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一经出版就风靡全球，不断再版和升级，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英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以至于英语中出现了OALD（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即高阶学习词典）这样一个固定简称。在OALD的基础上，牛津大学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牛津初阶英语学习辞典》、《牛津中阶英语学习辞典》，60多年来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拥有30多种语言的版本。

    重视学习型工具书，在英语教育界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各出版机构以及各主要英语国家都相继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其中与牛津系列学习辞典齐名的主要有《朗文高级英语学习辞典》、《朗文中级英语学习辞典》、《朗文初级英语学习辞典》，而英国另一所知名大学——剑桥大学的出版机构也出版了“剑桥高、中、初阶学习辞典”。而美国的《韦氏美语学习辞典》等工具书也在英语教育界很有影响。这些学习型工具书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使英语学习型工具书日臻完美。

    以《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辞典》为例，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英语学习者的需要而编写，处处体现了对学习者的关怀。首先是发音的标注，每个词都用国际音标标明发音，这在通用型的英语词典里是没有的。其次是这部辞典对英语的句型、句式、习惯搭配等语法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析和比较，提供了有关词频、语法、搭配、同义词和反义词、语域和语用等多方面的信息，大大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效率。第三个特点就是词汇的运用。这本辞典仅仅用了3000个英语词汇就解释了辞典收录的几万个词汇，这样使一个掌握基础英语词汇的学习者可以学习到几乎所有的英语词汇，能做到这点，足见编写者研究的功夫之深。而“朗文系列学习辞典”在牛津学习辞典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图表、图片、图画的应用，比如，水果、哺乳动物、工具等等就放在一张图画里归纳记忆。而针对一栋房子、一辆汽车、一个人体等则标示出各个部分的名称，有利于学习者集中学习与记忆。

    学习型工具书需要多学科支持

    在点评了这些知名品牌之后，李朋义对记者说，以学习为本、以学生为本是这些学习型工具书成功的共同原因。认真研究这些辞典以后，就会发现其中体现着很强的人文关怀，因此也就赢得了世界各国学习者的认可。之所以能编出这些成功的工具书，李朋义认为这得益于编者深入研究了学生学习语言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辞书学本身的精到把握。他们编写这些工具书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把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样可以让学习者借助自己已有的知识促进语言学习。总体看来，这些辞书的成功是研究学生——教育学，研究辞典——辞书学，研究语言规律——语言学，以及语言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协作而获得的。

    李朋义说，相对而言，国内提供给学生的工具书显得很笼统，细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出现学生与成人使用一样的工具书。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家长甚至还认为孩子能用跟成人一样的工具书是早慧的表现，而加以赞美和鼓励。殊不知学习语言有其自身的规律，认识字多不一定就有更好的语言文字基础，有时让孩子过早认识太多汉字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不利于语文学习。

    推进学习型工具书的出版和普及

    虽然国内学习型工具书总体比较落后，但如何编写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使用的工具书和读物，也是中国教育和出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课题。比如，中国教育出版传媒出版集团旗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早在1983年出版的《新编小学生字典》就是一个成功的探索。这本工具书坚持了“以生为本”的理念，经过对学生学习规律、汉语的语言规律和辞书学本身规律的研究，在词汇量、收字量、例句、开本、插图甚至装帧用纸等很多方面都符合学生使用工具书的要求，迄今该书修订3次，已经发行超过5000万册。可见，还是有很多教师和父母意识到分类、分级地给孩子提供适用性强的工具书的重要性。然而，像这样的探索还远远不够，这其中有教育和出版工作者的责任，也与整个社会对学习型工具书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全国上下通用一两种工具书的现象长期存在，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给学生提供工具书和读物，对提高孩子们的语言文字水平十分不利。

    李朋义认为，学习型工具书在我国可谓方兴未艾，前景广阔。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及其旗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都将继续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教育出版集团还将启动数字化学习平台，促进数字出版的转型升级，在这个平台上将既有教学活动，也要将课程、辅导、以及学习型工具书纳入其中。学习型工具书将与数字网络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大大推进学习型工具书的出版和普及。

  人民教育出版社学习型工具书的出版和规划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殷忠民

  【人教社的工具书编纂出版历史可以追溯到60年前。自2006年至今，人教社的学习型工具书进入发展的快速轨道，逐渐发展成我国学生辞书出版的重镇。而在辞书数字化领域，人教社也在进行大胆的尝试。】

    自建社63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基地。进入新世纪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逐渐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即以研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体，同时加强其他各级各类教材、教育图书、教学资源、电子音像、报刊和数字出版等多品种开发。其中，学习型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人教社的工具书编纂出版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就是编写出版《新华字典》。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字典，开创了我国辞书编写出版的新时代。首版编写者署名“新华辞书社”，当时即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后来，因为出版规划的调整，《新华字典》从第3版开始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新1版）。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教社开始着力编写学生工具书，先后编写了《新编小学生字典》、《儿童图画字典》、《初级汉语图画字典》、《多音多义字字典》等。《新编小学生字典》是我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字典，它的出版，开创了我国学生辞书的新纪元。

    第三个时期是2006年至今，人教社的学生工具书进入发展的快速轨道，逐渐发展成我国学生辞书编辑出版的重镇。2006年，人教社恢复成立辞书编辑室，从一些著名辞书出版社引进了人才，并从北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等高等教研机构补充了力量。几年来，人教社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精心打造了“人教社学生辞书系列”，包括《新编小学生字典》第4版、《新编学生字典》、《文言文学习字典》、《成语速查词典》、《现代汉语小语典》、《汉语熟语小词典》、《错别字辨析小词典》、《学生成语辨析词典》以及《汉字文化大观》等十几种学生工具书。

    《新编小学生字典》第4版的修订，可谓四年磨一剑，精雕细琢。这部辞书于2012年荣获了第4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新编学生字典》在《新编小学生字典》的基础上增订、改编而成，充分考虑到初中生学习和考试的需要；《文言文学习字典》由华东师大中文系徐莉莉教授主编，根据学生学习和复习的实际需要，将实词、虚词分开，例句多选自教材和文言读本，有古文字讲解，有古代近义词辨析，有古代文化知识的解说，在古汉语字典中特色十分鲜明。《现代汉语小语典》收有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约7000条，由山西社科院语言所的温端政研究员主编，他是汉语语汇学的权威学者。《错别字辨析小词典》由杜维东、杜悦编写，杜维东是中国版协校对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老专家，他将长期积累的学生错别字和报刊、电视台等媒体的语言文字错误案例，详加辨析，指出错误的原因，深受学生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