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是个老问题，近来又面临着新困境。自政府包分配的大学生计划就业转向市场导向的就业模式以来，随着种种因素——高校扩招、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等一一叠加，市场调节慢慢失灵了：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人力市场中优质人力资源匮乏，劳动力仍处于普遍短缺的状态，甚至不时出现用工荒。

    这种人力市场上的“悖论”亟需政府扮演好无序市场的“干预者”角色，用政府行动推动大学生就业脱困。

    从经济层面来看，政府要有效地增大就业的总体规模，并向大学生就业倾斜。岗位的增加是解决就业的关键。经济学中“奥肯法则”指出，相对于潜在的GDP，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会上升1个百分点。从这一角度而言，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是孤立的，并且会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背景。但大学生就业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和民生问题。近年来希腊、法国等国家发生的社会动荡，无不与“知识失业”相关，知识青年的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风险值得警惕。各级政府有必要自加压力，为大学生就业率的上升制定出具体的目标。

    在体制与制度层面，政府有责任让被制度扭曲的人力市场向更为理想的状态转化。在人力市场上，大学生本身的劳动收入应该和其受到的教育和培训成本具有正向相关性。但在现实中，体制内的工作和体制外的工作有时存在巨大的“制度性”福利差异，我们不能一味提让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等空洞的口号。大学生“趋利”选择是十分自然的，政府有责任调整目前因制度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用体制改革疏通因体制造成的“社会保障堰塞湖”。

    当然，就业总量的增加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变革更会面临各种现实阻力，但我们仍然要向着这个方向前进，逐步建立更为完备的“市场导向型”就业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政策和法规保障，平衡大学生就业市场无序性和无效性被放大的风险。

    首先，在政策上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创业，这是最难但同时也是就业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尽管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并降低了毕业生创业的成本，还向多个省的政府提供一次性补贴，以便其根据当地情况安排支出。但有调查显示，目前促进大学生创业政策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力度还要加强。

    其次，就业的现实是困难的，但理想仍是优秀大学生所要坚持的，而国家也要积极呼吁和鼓励这种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我国正在实施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和各种志愿支教活动都极富创意且对社会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保持政策持续性的基础上，为大学生的社会保障提供相对充分的资金支持。我们不仅要引导和培育大学生崭新的就业观，更要从政策角度保障大学生的就业权益。

    最后，政府要增加对失业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与服务，其中包括常被忽视的心理支持。排除某些自愿性失业的大学生，对大学生就业中的弱势群体，如女大学生、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大学生来说，失业对其个人和家庭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经济上的损失外，失业对家庭和个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突出。虽然我们无法估量其中的伤害有多大，但社会上发生的极端个案提醒我们，失业大学生的精神压力需要得到关注和纾解，为此，政府应该有更多行动。比如把现行的大学辅导员体系向大学外辐射，利用辅导员和学生比较熟悉的便利条件，为社会就业指导和心理干预提供某种联络和预警，而政府应该为此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虽然“史上最难就业季”可能还将持续，但大学生绝不是社会就业的包袱，而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乃至成功转型后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当前情况下，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匹配，但政府更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做好人力市场的“干预者”，保障好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搭好舞台，让学校和市场作好适度对接，唱好教育和就业的大戏，从而在就业结构和质量上激活大学生这一“人力资源蓄水池”，助力大学生职业梦想和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