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用什么来保证党的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的贯彻落实？笔者认为，首先就要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个根本的政治制度。

    载人之舟，何以覆舟？

    中国有许多古训，老少知晓，看似简单，道理却很精深。“水能载舟，也可覆舟”；“顺乎天理，合乎人心”；人心往往反映“天理”；（“天理”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之规律）；“得人心者得天下”。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江山，正是应了这些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信奉唯物史观，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其宗旨、理想、政策得民心，应是理所当然。一些人因为苏共丧权、中国有过“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内乱”等严重挫折，便责难这些革命，似乎这只是激进的少数人策动和种种偶然所致。这种看法，既不合道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政策和策略代表了当时工农大众要求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愿望和利益。后来因为战争，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权，实行了余粮收集制，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内战结束了，农民再也忍受不了了，到处暴动。列宁看到党“跑得太远了”，出现了“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及时转身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使苏维埃政权转危为安。

    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党风军纪使其同民众形成了血肉关系、鱼水情谊，而国民党官员则贪污腐化，军纪败坏，民众视如恶狼。内战之初，军力占有明显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后来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中国两种命运之决战胜负归根到底在于民心。你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拥护你，跟着你走，如此而已。

    然而，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同人民建立血肉关系本是共产党应有的最大的政治优势，但这不是命定的、一劳永逸的。共产党执政了，党群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基础如何夯实、执政地位如何巩固，问题的关键就在是否有一套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和机制，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在苏联，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都由一党独存的苏共所垄断，甚至纯属生产的技术问题也要由苏共决定，作为权力的苏维埃实际上成为了通过党的决议的“橡皮图章”，社会团体则成了官方的“传声筒”。苏共权力，特别是高层权力不受监督；而关键环节实行的委任制使人民选举权利有名无实（甚至出现指定的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的情况）。这就从体制上隔断了党同广大民众的联系，最后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同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因此，一旦有了真正表达民意的选举，还能指望人民投共产党的赞成票吗？苏共何以丧权亡党？这个教训值得共产党人永远记取。

    “中国奇迹”是怎么出现的？“四风”又是怎么发生的？

    当苏东国家共产党一个个丧失了执政地位，或改旗易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则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破浪前行，取得了令人叹服的“历史奇迹”。国内国外学界一直探究这个奇迹是怎么出现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模式”政治上就是高度集权，才有了经济腾飞。此说起码很不全面。真正了解、看明白中国的许多人会清楚，最根本的是中共认真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紧紧抓住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个根本观点和根本工作路线，切实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把它作为检验党的一切活动的最高标准。

    当苏东剧变正在发生，北京“八九风波”刚刚过去时，中共中央就庄重地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对苏联体制的要害、对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的根源看得多么中肯和准确。你只要经历那场政治风波，就会明白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的确切含义；你只要把中央决定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同安徽小岗村18户贫农秘密开会、甘冒政治风险决定分田到户的情节联系起来，就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党从广大民众的壮举中吸取改革的决心、勇气、智慧和力量。此后30多年，中央的每一项决策和举措，确实使人相信，从每一届中央领导人强调党做什么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到习近平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何等恳切而虔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经受住一个又一个考验的“奥秘”就在这里。

    但是，真心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都会看到并承认，中央近来指出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即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种种腐败现象，究其原因也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密切相关。为什么每年有十几万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还不断有人被“带病提拔”？如果“群众公认”真正在选任干部中落实，还会这样吗？长期“不接地气”、“不问苍生问鬼神”，不访农舍泡赌场，贪花恋酒，还有兴趣倾听“民间疾苦声”吗？走群众路线才是真正爱护干部的路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没有民主决策，怎么能遏制少数官员贪图名利、弄虚作假的冲动呢？缺乏民主的决策很难是真正科学的决策。

    为什么“三公消费”长期居高不降？“公仆”如何支配公款公物，“主人”从何知晓？即便知情，又有什么机制去监督呢？官场某些角落纸醉金迷、奢靡腐化，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把这定位为作风问题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在作风的表象之下是体制问题。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搞好廉政就是仁政。

    成就成于党群关系好，问题根子也在于脱离衣食父母。当前，因腐败导致的脱离群众成为影响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最现实的危险。“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之说绝非危言耸听。

    怎样守护好党的“生命线”？

    习近平最近在谈到建立健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时，提出要制定新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问题。守护好党的生命线，必须着眼于制度的建设、执行和完善。

    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其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顺理成章地需要把党自身的工作路线制定与坚持、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这是同执政前实行群众路线的最重要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一条经得起检验推敲的、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有重要价值的经验，就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这里，作为领导核心的党，“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实行广泛民主的路线。

    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必须由一系列的制度加以保证。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本的政治制度。各级人大应是保证人民依法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最重要、最权威的机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在这里可以、也应该得到很好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首先就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发挥国家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

    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如何保证人大代表产生充分表达了民意，代表如何向其选区选民报告其工作；一些“空降”代表，如何让选区选民真正了解，减少一些没有什么民意基础、青云而上的特殊人物以人民代表的名义混迹官场；如何加强人大的监督权，尤其是对其任命的行政官员及财政开支的监督权；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知情权，选举结果公开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如何使人大这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充分发挥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作用，以更好地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