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晖

    鲁迅与尼采的关系研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课题。1925年，在鲁迅杂文集《热风》出版后，因为其中多次对尼采话语的引用和对尼采思想的阐发，便有人送给鲁迅一个崭新的称呼——“中国的尼采”。此外，刘半农也曾经送给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而鲁迅本人对这一评价也是颇为认同的。  

    在尼采的众多著作中，鲁迅对《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今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着独特的偏爱。该书的译者之一徐梵澄曾经说过：“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便是这《苏鲁支语录》，甚为鲁迅所欣赏。”而他对这部图书的两次翻译，更是其对此书偏爱的佐证。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多年保存在他的书橱里。到了1920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实际上，早在1918年，鲁迅便以文言文首次翻译了这本书“序言”的前三节，译名为《查罗堵斯德罗绪言》。这堪称我国对尼采这部著作首次正式翻译。徐梵澄在读过其译文后认为：“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有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鲁迅对这三节的翻译活动似乎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因为译文前两节与第三节对书中的Zarathustra这一主角人物所译的中文名并不统一，前两节译名为“察罗堵斯德罗”，从第三节开始，译名更改为“札罗式多”。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鲁迅欲与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文化态度已经在其译本中崭露头角，这种文化态度也是他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三节译文当时并未正式刊发，后来被收录于唐弢编纂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的“文艺复兴丛书第二辑”。

    周作人的回忆是没有错的，继1918年对《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的首译之后，1920年鲁迅又用白话文重新对其“序言”进行了整体性翻译，题名为《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于同年9月1日以笔名“唐俟”刊发在《新潮》第二卷第五期。鲁迅使用白话文复译这部作品的目的，固然与其对此著的喜爱有着很深的关系，但也更体现了译者对“五四运动”中所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的支持和响应。

    鲁迅在《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中写道：“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1935年，鲁迅去世前一年，他将留德归来的徐梵澄，即《尼采自传》的译者，介绍给了当时《世界文库》杂志的主编郑振铎，积极促成了《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整书的翻译，并亲自定名为《苏鲁支语录》，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

    而徐梵澄译本中对Zarathustra做出的“苏鲁支”之译亦出自于上述鲁迅白话译文后的“附记”：“Zarathustra是波斯拜火教的教主，中国早知道，古来译作苏鲁支的就是；但本书只是用他名字，与教义无关，惟上山下山及鹰蛇，却根据着拜火教的经典和神话。”这是这本书汉译本中仅有的对“Zarathustra”进行归化式翻译的两个译本之一（另一个是林语堂译的片断，译名为《萨天师语录》）。从《苏鲁支语录》这个译名中，我们可以窥见鲁迅与徐梵澄浓浓的本土宗教文化情结，将Zarathustra“格义”为拜火教的“苏鲁支”，比音译的“察拉图斯忒拉”更能凸显出书中主要人物的宗教本源，亦对文本中宗教的异域性做出了着重的强调。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