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新学期，大陆各地共有近30所中学的高中生用上了由中华书局引进的台湾高中必选课教材《中华文化基础教材》，这是台湾国学教材首次进入大陆课堂，自然引起各方关注，也带来一些现实的困惑。

    从1954年开始，台湾地区高中课程中一直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属于必修科目。此次引进版与原教材内容、体例基本一致，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

    之所以引进，据说是因为这套教材最大特点在于课程化做得好，没有照搬经典，而是根据课堂教学需要，对内容重新编排，且每个单元后面都有“引言”、“问题与讨论”，各章之下都列有“章旨”、“解读”等。相比之下，大陆国学教育虽然社会需求旺盛，不少学校开设了课程，编写了教材，但大多未形成体系，只停留在经典诵读层面。所以，引入台湾使用多年的这套教材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

    然而，教材的优劣并不单纯取决于教材本身，更取决于使用教材的学校、师生和社会环境。台湾国学教材进大陆会不会“水土不服”？眼下，舆论的基调是乐观其成，但公众仍担心“高考压力大”，会让学校和学生的学习时间得不到保证。不过，这类问题还属浅层次问题，只要应试教育有所松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真正难以突破的是文化层面的难题。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互补的结构特点，但台湾这套教材只涉及儒家的经典。既然书名定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理当吸纳诸子百家的经典，而现在让儒学独占了。如此，会不会导致学生在了解和掌握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产生认知偏差？

    为了适应大陆教育环境，中华书局不但对课本用词在细节上做了修改，还将每个单元的课外阅读“今人今事”中的举例，全部换成为大陆的“名人事迹”，比如“悬崖学校”中的支教夫妇和退休之后以骑三轮所得资助困难学生的白芳礼老人。这样的改动在弘扬重教助学的品德上有其价值，但就国学的教学效果而论，则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台湾教育界的人和事发生在一个同儒学精神相吻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同传统的师道水乳交融，而大陆的“感动人物”虽然品行高尚，也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但要从体现和接续儒学传统上去理解，仍可发现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本土化”要是处理不当，会有牵强之感，带来教材的内伤，进而导致教师讲授、学生体验时产生明显的脱节感甚至疏离感。毕竟儒学首先不是知识，而是关怀。

    同样，教育界担忧的师资缺乏问题不但存在，而且可能影响更复杂。多年来不要说讲授经典国学，就是普通的古文，也让许多教师感到难教，学生感到难学，现在凭空进来系统的国学教材，肯定会让教师乃至日后培训这批教师的教师有无从下手之感。

    如果说引进台湾国学教材只是教育界的技术性举措，那么恢复国学在大陆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具有“文化事件”的性质，由此引发的可能不只是接续传统，而是传统文化的再造。虽然此举难度更大，但在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确实应该有大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