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与书是两个美好而关系密切的词。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读书学习的黄金期，因为书能带我们走得更远，使我们获得真正的精神成长。

    [对话人]

    刘擎：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60后

    蒋方舟：著名青年文学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80后

    每代知识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青春梦想，刘擎和蒋方舟与大家分享不同时空的历史记忆，谈谈阅读对于我们的经验塑造和对我们青春的影响，缅怀所经历的青春岁月，并告诉今天大学校园里的90后学子：除了你所选择的，还有另一种青春和梦想的可能。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刘擎：我的童年时代基本上没有什么书，但是我有一个小伙伴的妈妈是图书管理员，暑假期间，有一天，她妈妈把我们带到图书馆，在把书柜打开的那一瞬间，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书，我觉得一辈子都看不完。当时我是十一二岁，那个夏天我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

    那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特别打动我的是冬妮娅，为此我写了一首诗叫《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我知道应该按照阶级划分的眼光去读，应该带着英雄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个人得失的精神去读，但心里又很纠结，就如我在诗里写的一句话“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

    上了大学，开始读《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时，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摘录和名句，也不明白苏格拉底说了什么。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特别苍白的童年时代的阅读，到了青春时代一下子会经历一个特别丰富但是不能完全消化的阅读体验。

    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他，喜欢那种激情盎然、被理想呼唤的感觉，你会被那种东西所感召。

    蒋方舟：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是阅读特别贫乏的一代，因为我妈妈是初中语文老师，爸爸是警察，我对父母最感激的一点就是他们从来不限制我读什么书，唯一不许读的就是《小学生作文选》，因为妈妈觉得它会限制你的思维。

    我最早开始读成人世界的书大概是6岁左右，每天放学去妈妈的学校，如果她还没有下班，我就在她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找自己喜欢的书，挑三四本坐在我妈办公室等她，妈妈下班后骑车带我回家，我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接着把那些书看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小时候有两个作家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三毛，另一个是张爱玲。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模仿三毛，借鉴她向人讲故事的方式，每篇文章很短，大概八九百字，记自己身边的事，写几行分段，用大量的对话。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张爱玲，看完她的书之后就开始不自觉地模仿她的人生和性格，甚至在爱情上也有意识地去模仿她。

    高中和大学是我阅读最密集的时间，基本上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都是在看书、做笔记，晚上回到宿舍写日记，把今天读到有意义的内容摘抄下来，读得很刻苦，当然也很功利地看了很多书。

    现在，看书越来越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比如吃饭的时候或者大家谈的问题比较无聊的时候就会拿书来看，我觉得这大概是阅读对于我的意义。

    读书是需要交流的

    蒋方舟：你们那时候会交流吗？

    刘擎：当然，读书是需要聊，需要跟别人交流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那时候的书没有那么大的发行量，也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说匮乏和珍惜是在一起的，大家会有很多共同的话语。当时我有两批朋友，一批来自思想界，另一批来自文学和艺术界，比如出了一个新的剧本或《收获》上发表了新的小说，苏童、马元、孙甘露等大家就会一起阅读、一起讨论。

    蒋方舟：我现在觉得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聊的环境。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伊朗女作家写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讲的是因为伊朗整个环境比较禁闭，对女性要求比较多，一个女老师在那个环境下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全部都是女学生，她们读洛丽塔、简·奥斯汀……这本小说主要是讲女性成长，我看完之后特别羡慕，因为现在也许在饭局上可以跟人聊两三句，但是相互学习或者把一本书解读到很透的氛围好像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遗憾的事。现在我买书前有一些习惯，比如看腰封、看评价、或去豆瓣读书看有几颗星，总想先收获一个评价。前段时间余华出了一部小说《第七天》，我第一时间就看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人跟我探讨这本书，哪怕它不好，也没有人愿意说它哪儿不好。

    刘擎：我们那时候读书也有功利性，觉得不读这本书就会落后，有一种紧迫感。比如当时前南斯拉夫一个很高的官员吉拉斯写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对我影响很大，他的观点是共产主义革命是要消灭阶级剥削的。当时因为内部发行，我们争相传阅，加之复印不普及，必须到一些研究室才行，所以有人是手抄。当然，现在回过头来想那种急迫感有一种仓惶和消化不良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内心特别热忱和饱满。

    作家应提炼对社会的精神概括

    蒋方舟：《活着》这部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话剧，我觉得都很有力量，因为它对于中国人的概括特别精准，让我非常震撼。但是现在的很多作家没有那样的韧性，更多的还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描写，也许这跟一些中国作家的现状有些关系，因为他们希望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现实，所以他们去找荒诞、极端的事例和案子加到小说里。荒诞这个事情固然有某种深刻性，但是如果只是荒诞本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看了并不妄图解读什么，只不过外国人看了之后觉得“哇，中国原来是这样”，如果只满足了这一点的话，真是很大的悲哀，但这也是中国作家的一个很大困境。现在有一批作家状态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为了荒诞而写作，但我自己不赞成这样的写法，我觉得应该提炼出对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概括，这是作家的本位。

    美国有一个当红的作家叫乔纳森·弗兰岑，他应该40多岁，为了写作，他从闹市搬到一个悬崖旁边住，写作的时候把自己的耳朵捂上，眼睛也蒙上，在完全的寂静和黑暗当中写作，他写的《自由》这本书有600多页。我个人觉得最理想的写作环境应该是平静，能够拒绝得了诱惑的。

    刘擎：作家既需要介入又需要抽离，即能够非常好地介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有敏感的观察。但在抽离而出的时候你要有沉静的、深刻的思考，这对一个作家是最重要的。

    鲁迅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刘擎：鲁迅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早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鲁迅在骂别人，后来觉得鲁迅可能在骂自己。小时候读了就喜欢用在文章里，觉得骂得很好，骂得很过瘾，都是在针对别人，我现在看觉得自己会出冷汗。

    有一些提倡“儒家复兴”的人对鲁迅有特别强的抵触或者痛恨，鲁迅说中国文化就是吃人，因为我们是有传统文化和文学修养的人，所以要全面看待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中学语文课本里面特别需要鲁迅的作品，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晦涩，他的语法也不是特别规范。另外，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他特别犀利、偏激，但对于提升你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度特别有帮助，到了成年、老年之后会用鲁迅来反省自己。

    蒋方舟：我小时候看鲁迅觉得凶巴巴的，并不是特别喜欢。王朔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他对鲁迅的评价是：“鲁迅骂了所有人，就是没有骂自己；他一个人都没有放过，但是放过了自己。”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去年在手机里下载了《鲁迅全集》，才发现鲁迅其实并没有真的放过自己，相反，他其实是先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解剖自己，然后再用解剖自己那套方法去解剖中国人，所以其实他对自己是最残忍的。

    但是我对鲁迅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就是他开启了批判国民性这件事。我始终觉得，在他批判性的人格之下，我们应该建立起来什么东西，而不应该一劳永逸地去模仿和抄袭。鲁迅就是让所有人觉得：“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人。”习惯性地把这个当成答案，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答案，所以，这是我敬佩鲁迅的地方，也是我对他略有微辞的地方。

    刘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在现在看是一种文化，鲁迅在做自己的时候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就是说国民性好像是一个本质，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我一直反对把文化用基因来类比，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文化有的时候会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一定要通过制度实践来传承。中国人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鲁迅也提到改造国民性，既然国民性能够改造的话，就不是一个人的血液里基因里有的，是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改造的。

    本文整理：却咏梅

    文字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致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