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

    1913年9月，一位年仅16岁的浙籍学子随兄长东渡扶桑。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他沉浸于欧美经典，邂逅卢梭之作更让他刻骨铭心。卢梭成全他发现自己，他在卢梭身上望穿救国之道。他断言：“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梭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的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才能放尽它的光辉。”

    他就是郁达夫，誉卢梭为“真理的战士，自然的骄子”，自己也被冠以“中国的卢骚（卢梭时译“卢骚”）”之美称。

    其实，在郁达夫留日前的35年，这位被罗曼·罗兰誉为“暴风雨的前驱，新时代的导师”的启蒙思想家便悄然走进中国。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两国的清廷特使郭嵩焘于四月初三在巴黎写下的日记中称卢梭为“乐苏”。这便是最早提及卢梭的中文文献。光绪二十八年，文明书局、开明书局、作新社联合出版发行《路索民约论》（现译为《社会契约论》），留日学生杨廷栋翻译并撰写《初刻民约论记》。然而，在留德工学博士马君武眼中，“日译已多错误，杨译更讹谬不能读”，进而感叹道：“今中国译本，无一语能道其义者，且全书无一段与原本符者，译者固不知卢氏所谓，读者亦不知译者所谓也。”

    杨廷栋无力采用原版，把自己救亡图存的切切情怀掺杂其间，以至于诠释多于翻译，但他是不折不扣的译书汇编社领军人物。该社1900年成立于东京，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译书机构。该社于同年12月6日创刊《译书汇编》（后改名为《政法学报》），每月一期。在留洋学子的推动下，卢梭以其“天赋人权”与“主权在民”思想为病入膏肓的晚清中国及时注入一帖济世良方。留日学子邹容在《革命军》中为此疾呼：“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以平民立场、自由精神、浪漫情怀，卢梭的启蒙思想触及百年前世纪之交留学生群体的心底深处，激发其对新世界的精神期待。1905年12月8日以蹈海自绝之方式再书《警世钟》、《猛回头》的留日学子陈天华可谓典型。是年，陈天华所撰章回体小说《狮子吼》连载于《民报》第一号至第五号和第七号至第九号。该篇描写光复前一批通过自治会与演说会鼓吹卢梭《民约论》为己任的学人在“民权村”展开革命活动的故事，小说第三回叙述一位名叫“文明种”的守旧人士在一名留日学生的说服下皈依革命，出任“民权村”学堂总教习。

    对新世界的热盼实为对新人的呼唤，卢梭塑造的爱弥儿合乎革命者对新人的想象。1903年7月，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连载《爱美耳钞》（现译为《爱弥儿》）。该刊的编译工作主要由留日学人如王国维、周家树、汪有龄、高凤谦等人承担，显然，这部《爱弥儿》最早汉译本中流淌着其心血，王国维翌年在该刊发表《法国教育大家卢梭传》，足以明证。由此，始终以革命的象征符号登陆神州的卢梭以另一崭新形象在中国历史舞台登场——教育大家。1919年4月8日，在法国里昂大学，张竞生以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通过答辩。由他翻译的《卢骚忏悔录》于1928年在上海美的书店出版。翌年，其所译《闲散老人之梦》（现译为《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被收入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梦与放逐》。张竞生1916年开始攻读博士。恰好那年，也在法国，蔡元培创办并主编在旅欧华人学生中影响深远的《旅欧杂志》（创刊号于8月15日出版），第四期和第五期刊发留法学子、留法俭学会发起人李石曾所著《卢梭传》。

    卢梭卒于并葬于法国，语言为法语，毕生游历或流亡于欧洲，思想成为世界遗产，但真正的故乡是瑞士。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户钟表匠家庭。为追寻其人生足迹，朱自清在1931年至1932年留英期间专程探访卢梭出生的日内瓦老宅并拜谒陈放卢梭之棺的巴黎先贤祠。在《欧游杂记》中，朱自清把对卢梭的敬仰与痴迷化诸文字：“卢梭园在爱尔莽浓镇（Ermenonville），巴黎的东北；要坐一点钟火车，走两点钟的路。这是道地乡下，来的人不多。园子空旷得很，有种荒味。大树，怒草，小湖，清风，和中国的郊野差不多，真自然得不可言。湖里有个白杨洲，种着一排白杨树，卢梭坟就在那个小洲上。”

    卢梭“入华”已跨越3个世纪。阅读卢梭、回味卢梭，聊表对百年前留洋学子启蒙与救亡之举的敬意与谢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