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籍匮乏的环境里，《新华字典》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文化绿洲，也是一种精神慰藉。“文革”中，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随文字改革委员会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普通书都不能带，可是带字典可以。我就带了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本小字典，有空的时候就拿这些材料作一些研究。”在干校劳动了两年四个月，他利用带去的《新华字典》作字形分析，为他数年后发表《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研究成果积累了敦实的素材。

    《新华字典》第10版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回忆说，他195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新华字典》的第二版伴随着他，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求。由于他在预习语文时，经常查《新华字典》，对一些内容的理解要比其他同学多，上课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时常会有超出课本的内容，因此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西安市，有一位叫徐文耀的残疾人。为了打发躺在病床上的时间，总是拿着《新华字典》琢磨汉字的规律。通过九年的不懈努力，他发明了一种快速识记汉字的方法——数码识字法，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被人们誉为“活字典”。

    作家阿城的小说《孩子王》中，一个叫王福的孩子手抄字典的情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实中，这样的故事也在发生：一位从小生活在贵州山区小县城里的读者，小学二年级时，从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学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新华字典》，一时惊为天书。为多看几眼，她为同学做了7个漂亮的毽子作为交换，借字典回家看了7个晚上。这7个夜晚，小学毕业的父亲几乎没有睡觉，在油灯下，将600多页的字典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终于让自己的女儿也有了一本《新华字典》。

    “我们以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如果真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那是十分愉快的。”被誉为“《新华字典》之父”的魏建功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这番话，表明了大学者们投入这项事业的初衷。

    “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60多年后，金克木先生对字典的观点言犹在耳。

    时代在发展，语言在发展，但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对书籍的热望一直没有变。愿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编写规范、释义准确的字典。愿他们走上任何一段阅读的旅程时，都有这位知识渊博的“老师”相伴。

    历程

    《新华字典》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1954年出版了两个版次。

    1957年，《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新1版。在此后的50年中，商务印书馆又先后于1959年、1962年、1966年、1971年、1979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8年和2004年推出了多个修订重排本和重排本。

    其中，《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新华字典》第10版入选教育部2005年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